按照目前的进展速度，要在工作中实现性别平等和女性赋权还得等上200多年。

在许多国家女孩低龄结婚现象依然普遍，也因此限制了她们接受教育以及未来就业的机会。比如尼日尔2016年的数据就显示，15至19岁年龄段的女孩中有76%已经成婚，也部分解释了为何73%的初中阶段女孩会失学。

童工现象也很普遍，世界上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女性认为挨打在某些情况下——比如把饭做糊了——是合理的惩罚。

当人们认为打老婆比做坏晚餐更容易接受时，这又算是一种什么人类价值观呢？

然而依然有一些法律框架会推崇这些价值观。

目前有10个国家仍然允许婚内强奸，另有9个国家允许强奸犯与受害者结婚来躲避惩罚。

而对于更多的女性来说，这种价值观塑造了那些剥夺她们机会的社会安排。在世界各地，带薪产假、儿童保育设施或家庭适宜型就业政策的缺乏令妇女无法参与到正式经济中去。

即使女性确实走入了职业生涯，她们也依然要承担四分之三的家庭责任。

显然，一个更加平等且具备性别包容性的世界需要针对观念、态度、陈规陋习和法律进行更为深远的改革。

推动这种变化不仅在道德上是理所当然的，在经济上也是有利的。

根据我们的估计，如果各国消除性别歧视并给予妇女更多的教育和就业机会，那么未来1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将增加6兆美元（24.84兆令吉）。但纵使变革的动力确实强劲，但各国往往很难制定构建于可靠数据和证据之上的性别政策。

家务劳动阻碍女性参与社会

为弥合这一差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09年制定了社会体制与性别指数，其中包括约180个国家的数据。

与今年启动的社会体制与性别指数政策模拟器一起，各国政府可以评估其性别政策的包容，确定需要改革的领域并评估自身实施的计划。

这些数据已经产生了诸多重要的见解。以德国为例，虽然该国在各项世界性别平等指数上排名很高，但社会体制与性别指数表明它依然可以借助相对简单的变革跻身全球前十：在法律上规定同工同酬。

根据最近发布的《经合组织经济展望》估算，德国因为这方面的缺失所造成的损失相当于其GDP的1%。

在智利，向已婚妇女赋予与已婚男性相同的财产权将使总投资额增加1%。在越南，帮助女性获得与男性相同的就业机会将使劳动参与率提高1%。

在许多国家，只有母亲才有权享受育儿假。但这强化了人们的某些观念，觉得无偿护理工作只是女性的事，并反过来会扭曲家庭责任的分配。

巴基斯坦和印度女性在家务劳动上花费的时间平均要比男性多10倍，这意味着她们参与与市场相关活动，学习或休闲的时间就更少。而这种趋势也并非南亚地区的专利。

帮助他国从善如流

那么政府如何使用社会体制与性别指数来改变法律并促进性别平等呢？最好的方法莫过于学习他人的经验。

在南非，1998年《承认习惯婚姻法案》与2006年《民事结合法》相结合有效消灭了强迫婚姻和童婚。在利比里亚，2015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赋予了妇女同工同酬的权利。

埃塞俄比亚于2000年废除了只赋予男性管理家庭资产权利的习俗。2015年保加利亚取消了某些职业的男性专属壁垒。2002年，瑞典试图通过将育儿假法律规定中的“父亲配额”从1个月延长到两个月以协助平衡父母双方的育儿责任。

数据和规划使这些举措成为可能，而经合组织的新数据集也正是为了帮助其他国家从善如流。有了这些信息，领导者可以将关于性别平等和赋权的论述化身为有意义的行动。

最终这种行动将有助于为男女创造平等的环境，并为我们所有人建立可持续，尊重且和平的社会。我们现在拥有的数据可以帮助女性发挥潜力——也能让我们检视如果没有这样做时会有何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