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表面上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大大地使市场力可日益集中于寡头垄断（若非独占垄断）的手中，导致世界财富集中和总体不平问题恶化。

40年前启发华盛顿共识、对抗凯恩斯主义和发展经济学的“反革命”，宣称推动了经济自由化（包括市场竞争），但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的强化一直远远更重要。

在世界很多国家，这种寡头垄断和独占垄断趋势最近加速了，已微弱的反垄断努力则远远落后了。在美国总统老罗斯福反垄断倡议的超过一个世纪后，全世界许多人强烈期待美国有类似的改革倡议。

隐私立法4原则

作为对“大数据”争议的回应，苹果总执行长库克最近在《时代》杂志发表意见，呼吁美国隐私立法4原则：

一、企业应尽可能少收集用户数据；

二、用户应知道收集的数据和原因；

三、用户应可“读取、改正和删除个人数据”；

四、数据应妥善保管，“否则不可能有信任”。

库克也提出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设立“数据经纪人清算所”，所有处理数据的实体需要注册，以便公众可追踪其数据的出售，并可选择删除自己的数据。

虽然国家隐私立法应包括这些原则，但是这些提议并未承认，透明度和事后控制无法应对谷歌和亚马逊等线上平台垄断者构成的最不利危险。

他们的垄断市场力意味着用户经常不可真正行使名义上的隐私权利。例如，没有谷歌搜索功能的实际替代品，人们选项很少，只能提供关于自己的个人信息，尤其当工作和社会参与需要他们使用谷歌的时候。

公共政策保障用户

因此，有效的隐私立法需要监管这些企业，以便他们不再有任何动机去利用用户数据。正如剑桥分析吹哨者怀利建议：“我们应从‘同意’的这个叙事中退一步，开始正视人们没有选择的事实。”

面子书和谷歌能收集相当多的个人数据，并通过把平台和数据租给第三方，可保住垄断利润。

这些第三方就可使用面子书和谷歌平台及其庞大个人数据库，去操纵个别用户看、读和卖的事物。因此，仅在2017年，谷歌赚了约950亿美元（约3962亿令吉），面子书赚了约400亿美元（约1668亿令吉）。

适当的公共政策可使这个商业模式的获利远远较少。美国此前已利用各种“公共运输”规则，限制或避免铁路、通讯公司和其他垄断的必要基础设施业主歧视不同的用户。

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不被允许根据可得知的个人生活为不同人设定不同收费率或服务条款。

对谷歌、面子书和亚马逊适用类似的规则，可减少其收集、使用、售卖或出租个人数据的大部分动机，方法是限制使用有关信息的获利手段。

当然，苹果也得益于谷歌和面子书的商业模式。在2018年，谷歌支付苹果90亿美元（约375亿令吉），成为苹果产品的默认搜索引擎，高胜预期2019年付款将增加到120亿美元（约500亿令吉）。

美推4新法案

总部设于美国的开放市场机构（OMI）已提出新法案，去否决支持垄断的司法判例，并赋权于雇员、消费者和小型企业，对抗大型垄断事业的滥权。

相应地，开放市场机构已向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提出4项措施：

一、调查特定工业的日益集中化和控制；

二、就这种集中化与政治贪腐的关系举行听证会；

三、教育公众关于其描述的国家“垄断危机”；

四、与其他众议院委员会和联邦机构提倡反垄断政策和原则。

开放市场机构建议始于制药、医院收费、主导平台、广告、劳工、不平等、农业、其他联邦贸易委员会优先事项、美国司法部反垄断部门、贸易和国家安全。

不过，无论在发展甚或适当竞争政策方面，可怀疑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仰赖美国的政策改革去保护（更罔论推进）其最佳利益。

考虑到大多数发展中经济体的有限规模，执意沉迷于竞争很可能破坏达到具规模和国际竞争力经济体的可能性，此两者对于加速经济发展很重要。

规模很重要，对大型经济体适当的事物可能对较小型国家经济体不适当。此外，美国立法的有限管辖权很可能鼓励企业从事于对其有利的海外监管套利。

在任何情况中，即使美国立法者和监管者可通过适当和有效的监管政策去保护和推进美国公众利益，很少理由可假设，有效实施美国监管会符合其他国家的最佳利益。

（佐摩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阿尼斯周赫利博士为悉尼新南威尔士大学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