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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冲击东盟经济/谢祥锦 

最近天气变得特别酷热,让许多国人叫苦连天,也让我们开始思考气候变化对人民造成的影响。

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对一个国家、区域,乃至于全球的经济社会而言,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历史上因为雨量多寡、干旱等,导致政权发生变动的事件不计其数,即使到了科学技术充满着快速变迁和革新的21世纪,也免不了承受气候变化的恶果。

从城乡贫穷差距率到环境卫生,气候变化无不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未来走向。

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深远,对一个国家、区域,乃至于全球的经济社会而言,都是一个重大课题。

东盟做了什么?

亚洲开发银行在去年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亚洲在2015年因为气候变化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比2009年的高出60%,而会导致2100年的GDP降低11%。

去年12月12日,在巴黎所召开的气候变化大会达成的《巴黎协定》,是历史上首个关于气候变化的全球性协定。



在这场大会当中,全球近200个国家都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应对,致力將全球平均温度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摄氏之內,而东盟大部分国家也都积极参与,毕竟气候变化对东南亚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

湄公河流域地区更容易发生水灾与干旱,对生态系统造成的破坏不可忽视;这也让当地居民,尤其是渔民的生计受到相当程度的波及。

另一方面,《时代》杂志更称“菲律宾为气候灾害的爆发点”,而科学家预测寮国的旱季将会维持更久、干旱、雷雨、水灾也会更严重。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既然气候变化的影响匪浅,那么东盟国家都做了什么来应对?

在东盟国家当中,新加坡是第一个呈现其国家自主贡献(INDC),表示将在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度减少36%,涵盖能源、工业、农业、土地使用、土地使用变化、林业、废弃物处理等行业,而且已把大部分电源生产从石油转成天然气。

越南则表示将在2030年把温室气体排放度减少8%,不过如果获得国际援助,这个指数或可提升至25%,而该国政府也声称在森林保护、植树造林、再造林等作出了努力。

我国北部的邻居泰国是被列为在未来30年里的16个气候变化极度风险国家之一,该国有计划在温室气体排放度方面于2030年减少20%,也声称将节制使用能源。

至于我国则表示将在2030年无条件把温室气体排放度减少35%,而在发达国家提供气候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下,更可把比率提升至45%。

自主贡献承诺不完善

东盟各成员国必须准备好执行各自的国家自主贡献,这些计划应该顾及弱势群体的权利,而且在气候融资、资金支出方面必须具有透明度。

不过,即使如此,另一个需要考虑的要点是有些国家的自主贡献并不完善,如印尼没有针对造成本国及周边国家烟霾、破坏生态环境的林火问题,提供相关解决方案。

而不少国家也没有提及如何平衡农业需求和气候管理之间的议题。

另外,在成员国自身面对个别的问题和东盟区域整体应对方面,不能说东盟没有做出应对工作,不过,实际上东盟区域性合作也必须加强。

虽然东盟成员国发表了《东盟气候变化共同宣言》、订下了《2009 – 2015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蓝图》,也订下了《东盟对应气候变化共同行动计划》等,进一步推动区域间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当中仍然有不少有待加强之处,避免宣言或行动方案成为一纸空谈。

除了举办讲座会、论坛、工作坊等,东盟也应该持续、扩大、加强像自然保护区建设、泥炭地管理、自然灾害防范管理等较为实体上的项目。

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短暂、地域范围较小的天气变化,而是涉及长久、区域性的变化;正如先前所提到的,异常气候对一个国家以及区域的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这是我们不得不重视和关注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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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大马安邦智库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近十年之后,世界经济似乎仍未完全摆脱危机的影响,经济复苏呈现波动和差异化。

作为新兴市场最大的经济体,中国经济有了些微稳定向好的趋势,上半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让去年底很多看坏中国经济的人大跌眼镜。



印度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并且保持7%左右的持续增长。

在发达经济体,美国经济由于美元受到特朗普政策的冲击,出人意料并且有些莫名其妙地处于弱势;欧元以及欧洲经济有好转,但欧洲的问题显然没有根本性的答案。

中国最大的独立智库安邦智库(Anbound)的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全球正面临一轮新的经济危机,主要有如下一些因素:

首先,资本过剩的问题没有解决。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创造出了大量的过剩资本;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央行总共释放了约5.1兆美元(约21.42兆令吉)的流动性。

过剩资本不仅推动了全球资产价格上扬,还加剧了科技投资领域的泡沫化,资金在不确定的科技以及虚拟产品的领域打转转,虽然投资机构有钱,但可确定的好项目极少。



其次,全球因各种理由均处于转型状态。中国正在向经济新常态和消费社会转型;西方则面临消费社会极限的瓶颈,这是一种文化因素刺激的消费转型,造成成本膨胀,还有虚拟金融体系的问题,而现有金融体系不能应付这种乱局。

全球缺乏新市场

第三,全球缺乏市场的新大陆。过去几十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和全球化之下,先是接受全球产业分工,成为“世界工厂”;后来随着财富和消费增加,而成为“世界市场”。

但中国的发展到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而作为新兴市场大国的印度无法代替中国,中国除了提供了一个13亿多人口的市场之外,还以低劳动力成本刺激了世界消费空间的扩大,但印度做不到这一点,所以,全球都有无法以合理的价格稀释过剩产能的挑战。

第四,全球货币治理结构存在缺陷,而且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现在,美元、欧元、日元、英镑都暴露出体系性的问题,负面影响比正面影响大,互相牵连,而且在根本的解决之道上没有形成共识。

尤其是各国央行面临的挑战非常巨大。其实就是一个被忽略的简单道理,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各国的货币政策还是独立的,基本建立在互损的基础上。

第五,各国经济和金融受到世界政治的影响太大。多个国家政治问题的恶化,都对经济产生了强烈的扰动,推动经济政策出现偏离,有无序而盲目调整的倾向。

比如美国,特朗普上任之后,并没有给美国经济带来预想的刺激,反而是在其国内政治和行政之中遭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特朗普政府“走马灯”式换人,加剧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动荡。

在欧洲,英国脱欧导致欧盟分裂,欧债危机加剧欧元区政治动荡。政治动荡因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经济不稳定。

酝酿“数字危机”

第六,信息化和大数据时代正在酝酿“数字危机”。所谓数字危机,既有数字货币造成的各种危机,也有交易系统造成的危机,还有应对数字化的金融管制危机。由数字化而产生的各种风险问题,正在形成金融业数字化带来的“危机”。

安邦智库认为,后危机时代正在酝酿新的危机,危机爆发是肯定的,但不知道何时会爆发。

今后的经济大局非常难以控制,危机丛生。面对这些必然来到的风险,未来央行需要加强研究和合作,以全球性的央行合作,来使全球货币政策的系统性,与全球化的新形势、新背景、新进展相匹配!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欢迎读者提出对本文意见:[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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