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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结美国把持世行/杰西·格里菲斯

世界银行行长——也是国际体系中其中一个最有势力和最重要的职位——的提名已于本周揭晓。



而许多评论家都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人选肯定是板上钉钉的。但历史以及当前的地缘政治条件表明,这次或许未必如此。

可以肯定的是,在二战后与欧洲政府达成的一项非正式协议下,所有12位世界银行前任主席,都是由美国提名,好让欧洲人得以挑选合意者去占据国际货币基金(IMF)的最高职位。

然而,有三个理由认定这种对国际金融体系最高职位的过时分肥方案,可能即将走向终结。

首先,各层面的国际组织领导层选拔过程,正变得越来越唯才是举。

比如2016时所有人都认为“轮到”东欧集团(Eastern European Group)去选择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



但几轮公开投票后联合国大会选择了西欧及其他国家集团(Western European and Others Group)的提名人,葡萄牙前总理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

特朗普政府自己也已遭遇过类似挫败。去年,其提名的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候选人肯·艾萨克斯(Ken Isaacs)在第二轮投票就失去竞选资格。

最终该机构自1951年以来首次选出了一位非美国人,也是更胜任此职位的葡萄牙人安东尼奥·维托里诺(António Vitorino)来担任总干事。

此外,近年来世界银行行长这个职位本身也日益受到质疑。

当上任行长金镛(Jim Yong Kim)在2012年进行就职能力考察时,外界广泛认为他不如其他两位候选人那么令人印象深刻——那两位都曾任本国财政部长,也是国际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而金镛只是凭借着奥巴马政府的坚定支持才过了银行执行董事会的那一关。

事实上,此次情况可能有所不同的第二个原因,是特朗普政府提名了一位特别不适合的候选人:大卫·马尔帕斯(David Malpass)。

作为2008年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崩溃时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尔帕斯未能预见到金融危机的降临,并在此后通过政治任命进入了美国财政部。他缺乏在发展中国家工作的丰富经验,还公开质疑多边主义的好处,而多边主义正是世界银行存在的原因。

第三,支持甄选有能力者的发展中国家和欧洲政府可能组成联盟。政府间24国集团(Intergovernmental Group of 24)的发展中国家,将像上次一样推举出挑战美国的优秀候选人。

特朗普提名了一位特别不适合的候选人,大卫·马尔帕斯来当世界银行行长。

展现高风亮节

几位重量级人物已经在造势,所以问题在于其他发达国家——尤其是几个在董事会中代表权重过高的欧洲大国——是否仍将支持美国。

当然,现在也是欧洲各国政府展现高风亮节的时候了。

它们应当宣布不再坚持选择国际货币基金总裁(反正最终都会屈从于某些必然因素)并支持最适合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候选人。

它们应该牢记2005年时的经历,当时它们默许美国政府任命不合适的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担任世界银行行长,然后在接下来的两年中试图赶走他,最终在2007年才得偿所愿。

行长需具备什么条件?

那么,一位好的候选人应该是什么样子?

为此董事会的甄选标准已经涵盖了一些基本要点:被提名人应具备管理大型国际性公共组织的领导力和优秀经验;他们应支持多边主义,为世界银行提供明确的战略愿景,并展示出强大的外交,沟通和管理技能。

而该标准中的明显遗漏之处,则是对发展事务的深刻理解。

鉴于世界银行只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这一缺失类别应该且将会在选拔过程中产生很大影响。与24国集团支持的重量级候选人相比,马尔帕斯的国际开发经验明显不足。

世界银行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时刻。现在是时候实施一个透明且基于绩效的流程来选择下一任行长。

幸运的是,董事会在上次选任时已经实现了一些重大进展,尤其是对几位候选人实施了考察。但这个过程仍然处于不透明状态。

这些考察应当公开进行,或者应该要求候选人在各类公共论坛上说明自己的过往经验。同时与联合国秘书长选拔程序一样,执行董事会的最终投票记录应当公开。

下一任世界银行行长的工作绝不轻松。鉴于全球挑战日益严峻,该机构必须重建并重新定位以适应新的时代,也只有真正任人唯贤的透明流程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杰西·格里菲斯英国海外发展研究所
发展战略和金融团队主管
Project Syndicate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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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毕业生抢一个高技能工作 世行:大马恐更多人才外流

(吉隆坡14日讯)世界银行宏观、贸易及投资高级经济学家张有杰提醒,我国高技能相关工作岗位的就业不足率正呈上升趋势,政府有必要关注职业不匹配现象,以免人才进一步外流。

当前,高技能工作岗位与毕业生求职需求的比例为1:6,换句话说,每个高技能工作岗位,同时由6名毕业生抢着要做。

他说,尽管我国失业率已回到疫前水平,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学位持有者面临的就业不足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学位持有者的就业不足率为27.2%,而到2022年这一比例上升至37.3%,或约有200万人受到影响。

“换言之,约200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最终却从事着低技能或中等技能的工作。

“数据也显示,在学位和文凭持有者中,年轻人、女性及发展落后州属的失业率尤其较高。”

张有杰是在世界银行主办的马来西亚经济监测报告发布会上发表上述言论,该报告的主题为“耕耘未来:数字科技助力增强大马农业韧性”。

他指出,尽管教育水平提高,就业不足率反而上升,主要原因在于我国未能为这些毕业生创造足够的高技能就业机会。

“数据显示,我国去年仅创造了5万个高技能的就业机会,远不足以满足该年拥有30万名毕业生的需求。这就相当于一个高技能的岗位,却面对着6名毕业生的竞争。”

他强调,如果这一关问题持续下去,肯定将显著降低大马吸引投资者的竞争力,并减缓其生产力及工资的增长。

“作为解决方案,大马必须专注于加强教育机构和行业之间的协调,提高吸引高端投资者的竞争力,以创造更多高技能就业机会,同时提供终身技能培训计划,确保员工能跟上不断变化的工业发展。”

达致高收入国只是时间问题

询及令吉汇率是否会影响大马实现高收入国的目标,张有杰表示,尽管汇率会产生一定影响,但达致高收入国目标只是时间上的问题。

“如果大马无法在预计的2028年达成目标,也可能会在2030年实现,又或者因其他因素的变化而延后。”

他指出,要实现高收入国的目标,大马最重要是需要解决结构改革问题及就业不足的现象等。

“更重要的是,要设定前瞻性的目标,不仅仅追求中高收入水平,而是要持续追求高收入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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