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年度《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报告，也许是被援引最多的出版物。它也是世界银行最有争议的报告，去年10月《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Doing Business 2018）发布后，围绕该报告的争议达到了新高度，一些批评指责报告含义模糊、玩弄数据、还受到政治操纵。

我深度参与了2012-2016年间的营商报告，因此一直没有加入争论。但如今，对营商报告指数和年报做一番评论似乎是有意义的。

我熟悉营商报告是在印度政府顾问任上，我从中寻找关于如何削减印度臭名昭著的繁文缛节和官样文章的思维。

因此，当我来到世界银行任职，并获知将领导营商报告团队时，我就像是一位突然被任命负责厨房的饭店常客。

结果是我了解到关于营商报告背后的一切。而尽管我有一些概念上的不同见解，仍对整个过程的完整性印象深刻。

玩弄数据指控不可信

营商指数的目标是衡量各国创办企业、获得相关许可、获得必要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容易程度。它包括十个指标，每一个都基于众多次级指标。所有次级指标根据固定规则加总后得出一个分数，决定了一国在190个国家中的排位。

根据2018年报告，纽西兰和新加坡是全球排名第一和第二的营商目的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最遭，分列第189和190位。

尽管我不太喜欢营商环境排名中的某些指标，但我也不认为最近关于玩弄数据的指控可信。

从我个人经验出发，我负责过整个过程的大部分，其中包括一支庞大的团队负责搜集全球经济数据，我可以证明，我们有多层次的制衡机制。

尽管如此，肯定有办法再不操纵数据的情况下影响排名。

任何大操作，不管是营商报告还是衡量GDP数字，都会出现偶尔的概念性漏洞。比如，我第一次主管营商报告时就有过分歧：我不同意高税率一定不利于经济的假设。

零税率显然是荒谬

毕竟，同样的逻辑意味着税率越低越好，进而零税率最好。但这显然是荒谬的。即使忽略道德因素，极低的利率也让一国更加容易面临严重财政危机，而财政危机对企业来说是一场噩梦。

我们采取了一些措施，做了一些影响不会太大的小修正。

尽管如此，认识到这些问题仍然带来了一个困境。不得不改变用于追踪随时间发生的变化的基准绝非理想情况；但依靠已知有缺陷的假设也不正确。最终需要进行一些调整。对我来说，我减少可能的偏见的办法是着眼于最终结果，直至我通过抽象推理做出关于必须做出哪些改变的初步决定。

在今年的营商报告中，两项较大争议是印度排名上升和智利排名下降。2016-2017年间，印度从第130名上升至第100名。我现在不清楚关于数据的内幕，但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首先，如果一国决心要提高排名，可以专注于决定最终分数的十个指标，尽管我并不推荐将此作为国家经济战略。

其次，排名的变化可以由一国相对另一国做了什么决定，也可以由营商报告在某个年度所进行的衡量指标变化决定——比如上文所提及的变化。比如，2014-2015年间印度从第142名上升到第130名，期间营商报告团队和我测算，在这12个位次的攀升中，只有四个是因为印度所做出的改变，其他都可以归因为营商数据指标方法的改变。

排名区间竞争激烈

智利则在2015-2016年间从第48名下滑到第57名，目前排在第55名。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较高排名区间竞争非常激烈。

在排名中彼此接近的国家指标的微小变化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升降。

但智利总统巴切莱特政府更加强调社会指标而非经济指标也是事实。在我看来，这值得赞扬而不是批评。我和巴切莱特一起参与了世界银行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教育篇，深知她是那种罕见的真正致力于改善社会福利的政治家。

许多国家和政治领导人都犯了一个错误：将营商环境排名等同于总体福利。

但营商环境只衡量它明言试图衡量的东西：营商的容易程度。这对于经济来说当然很重要，但并非全部。

事实上，经济学的第一课就教育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好东西都包含了权衡。更多国家只关注“营商”，而不顾其他福利指标，这是令人遗憾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