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出生于加拿大的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对关税同盟会所产生的“贸易创造”效应做出了解释，认为较低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会刺激成员国之间的商品流量增加。

但维纳同时也指出关税同盟会产生另一种“贸易转移”效应，因为其他非成员国与成员国之间的贸易可能因此减少。而通过对主要贸易伙伴——尤其是中国——提高贸易壁垒，美国现正面临着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的负面影响。

当然，美国并非任何关税同盟成员。但是你可以在不同程度上于任何自由贸易区——甚至是世界贸易组织这类宏大协议之中——发现贸易创造和转移效应。

因此，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A）——现已更名为“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继续向前推进——就实际注定了美国与其抛弃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将缩减，因为那些国家转而增加了彼此间的贸易。

在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贸易政策中很难察觉到任何补偿特质。但平心而论（而非过于宽宏地说），挑战现状还是有一些好处的。

坚持传统陷入惰性

事实上虽然依据过往经验去制定政策是个好做法，但盲目坚持传统也会陷入惯性和惰性。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当勇于承担可控风险并追求务实创新。

而在特朗普身上，这种冒险行为通常会采取挑战既定谈判假设的形式，包括博弈论中所谓行为者的“威吓点”——也就是令谈判不再值得进行下去的点。

而揭露行为者真正的威吓点——因此产生的让步空间可能较跟他们对话的人所认为的更多——可能有助于打破艰难谈判的僵局。

这就是特朗普政府似乎试图在一些领域所做的事情。例如特朗普似乎急于确定多年来一直违反共同规则（比如外国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中国在大难临头时是否会愿意开始遵守这些规则。

但无论这一战略能带来什么潜在好处，相对于特朗普粗暴且反复无常的保护主义风险也不值一提了。

美国优先损害自身

而讽刺之处莫过于美国优先可能会对其自身造成严重损害，整个国家都会因贸易转移而遭受重大损失。

此外特朗普的保护主义还可能导致更大范围的破坏，针锋相对的关税战减少了整体出口，削弱了全球贸易总量并阻碍了世界经济增长。

这将重演美国于1930年罔顾1000多名经济学家反对颁布的保护主义“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后果。尽管学者们对该法案对世界经济构成的确切影响说法不一，但通过将关税率提高到创纪录的水平，该法案却着实把美国经济从衰退拖进了大萧条。

转移效应利开放经济体

尽管存在中美贸易战的整体负面影响，那些仍然坚持开放之路的经济体——如欧盟，印度，日本或韩国——可能会从贸易转移中获得一些好处。而越来越多的统计数据也表明这类转移已经发生。

例如，贸易战可能解释了日本对中国的出口，为何会从2017年4月到2018年3月间激增了18.3%。

而期间超过15兆日元（约5769亿令吉）的贸易总额，现在几乎等同于日本同期对美出口总额，也较比去年增加了7.5%。

此外，根据日本财务省新发布的海关统计数据，日本2018年上半年对华出口额超过4兆日元（约1538亿令吉），甚至比全球金融危机之前2007年上半年的出口额高出16.4%。

相比之下，美国对华出口自2007年以来已经下降了8.5%。这些数字反映出贸易转移效应对美国和中国不利，但对其他国家有利。

特朗普的贸易战无疑是个重大风险，但我们还远未弄清楚这场战争究竟是否经过了推敲，或者就算经过了推敲，是否又足够精妙。毕竟正如老话所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浜田宏一
耶鲁大学名誉教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特别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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