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比尔盖茨退任了微软的董事职位，这新闻没有引起太大关注，皆因世道纷乱，一般人可能关心微软股价升降多一点，尤其是经历了那么多次突发性熔断。

经济学人以此为题，统计了一些美国巨企的董事和总执行长年龄，毫无疑问地巴菲特的“巴群”是全美最老的董事部。

有趣的是其他数据，标普500指数股中，一般的董事部平均年龄是超过60岁，即使好像面簿这类后起，其董事部成员平均年龄都超过50岁，相对年轻的却是总执行长。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好像董事之王石礼谦已74岁，还身兼10多间上市公司董事，那是因为有个老成政商上流加入，对公司好多隐性好处，董事老化是全球现象。

香港人普遍不认识西方世界的企业监管架构，不重视股东，董事部和总执行长等高层的监管和平衡角，视乎公司章程怎写。

一般概念来看，股东提名董事，董事按能力去选总执行长等管理层，所以总执行长是“打工仔”。

华人世界不太计较这些，总之上面这班人统称为“老板”，不太在乎角色之间的分工和职能，其中一个考量原因在于公司股东结构。

华人创立的公司往往是明显的大股东存在，他不一定要技术性超过50%，但只要占大多数，他就是公司的“老板”。

公司的道统和法统是来自股权的，在“谁大谁恶”的股权结构下，企业监管架构的重要性会减低，只要找对老板擦对鞋，找到好码头收为食客就是可以了。

西方重视企业监管

西方世界不一定这样，好像汇丰等，没有华资企业的中央集权现象，其股权是分散于各基金，平保持一些，贝莱德又持一些，没有最大但互相制衡下，那么企业监管架构的重要性又会高一点。

香港比较少这类分散式股权，由董事部主导公司道统管理的上市公司，相对接近又出名的就是佐丹奴，自“肥佬黎”退场后散由各基金持有，话事的依然是刘国权。

壳价也是其中一个考虑。如果壳价值钱，那么原只壳卖出去当然可以赚更多溢价；但当壳价不值钱，公司的壳肉被视作有长线投资价格时，散卖给多个持份者都无所谓，就好像佐丹奴，供应链和生产链的价值一定高过区区壳价印股票的价值。

退场不退场等接班计划是复杂课题，如果股东退场踏入收成期，让年轻总执行长管理公司注入活力，也未尝不是各取所需。

西方世界重视董事部，港资也会轻微关注，但中资却不看在眼内，自上市公司章程公然引入党条文后，国企民企皆为党企，党委凌驾于董事部，那还有什么好探讨，也不是人头一个。

国进民退，所以马云就bye bye了。

来源：《苹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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