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黄军衔: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已建56境外经贸区

2017年04月13日
黄军衔（左三）率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代表团访马；左起为朱丽红和敏贤良；右起为闵锐、刘明和杜鲁坤·托乎提。

（吉隆坡12日讯）中国新办人权事务局巡视员黄军衔指出，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下，截至去年杪，中国已在20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建设56个境外经贸合作区，打造国际产能装备制造合作的平台。

“一带一路引导中国企业集群式走出去，目前累计投资超过180亿美元（约797.4亿令吉），为东道国创造超过10亿美元（44.3亿令吉）税收和16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中国政府一向重视马来西亚的经贸合作，马中双园的关丹-钦州产业园也是马中政府重要的合作项目。

黄军衔今日率新疆文化团访马，与在马的中文媒体交流时这么指出。

此趟由黄军衔率领来马的新疆文化代表团还包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兼副主任杜鲁坤·托乎提、新疆民委副巡视员刘明、国家宗教局宗教研究中心回教研究部主任敏贤良、中宣部办公厅综合办主任朱丽红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中心记者闵锐。

吁踊跃投资新疆

黄军衔说，此趟主要是向马介绍中国民族宗教政策、推广以新疆为核心地段的一带一路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并呼吁大马人能踊跃到新疆投资。



“新疆的优势是农产品如哈密瓜和红枣、服装和家具。”

他提及中国最近刚成立“中国一带一路网”（www.yidaiyilu.gov.cn)，大家可随时上网跟进中方一带一路的最新资讯。

放眼大马新疆经贸破4亿

杜鲁坤·托乎提表示，他们放眼今年大马与新疆能突破1亿美元（4.43亿令吉）的双边经贸额，目前大马与新疆的双边经贸额达7400万美元（3.27亿令吉）。

“要达到1亿美元的目标，还有望双方的共同努力才能达成。”

在旅游方面，他指出，今年新疆要达到1亿人次以上的游客，按年逐步增长1亿人次，并在3年内达到3亿人次的游客到新疆旅游。

中国斥巨资发展新疆

中国要在2020年打造小康社会及消灭贫穷。

杜鲁坤·托乎提表示，新疆各个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共荣，新疆基础设备在中央政府的资助下有了长途和快速的发展和变化。

他说，去年中国政府对新疆基建设的投资达1兆人民币（约6400亿令吉），今年投资增至1.5兆人民币（9600亿令吉）。

他说，新疆今年提出“县县高速公路”，希望今年可争取到每个县都通达高速公路。

同时，他说，新疆现有14个地州除了一个州无机场外，其他地州全有机场，甚至某个州拥有多达3座机场。

宗教自由多元文化

为了遏制回教中严重干预世俗社会及“泛清真化”，中国于4月1日起实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下令禁止传播极端化言论、以非正常蓄胡须、穿戴蒙面罩袍、佩戴极端化标志等，引起中国主体民族汉族不少人士不满。 

新疆民委副巡视员刘明解说，在2300万中国回教徒当中，新疆回教徒的人口将近1000万人。

他指出，新疆其实不仅只有回教徒，而是有多达6种宗教信仰，分别是回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和东正教的信徒。

“我们新疆实际上的整体说法是‘多民族、多宗教、多元文化’并存的地区。”

他说，新疆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整体上的宗教方针是依法管理宗教事务，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对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推行去极化条例中禁止穿戴蒙面罩袍和留大胡子一事，刘明声称，历史上的新疆回教徒是不蒙面的，也不干预政府政权。

斥IS打着宗教旗号做不法勾当

刘明解说，早前回教传入马来西亚、印尼、阿拉伯、中国和中亚地区，随着教派源流及经过千年由当地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风俗融合及结合下，形成各地不同回教的特色。

“但我们近年在国际上普遍都面临一个问题，一个是原教主义对本国传统宗教渗透，还有就是宗教极端思想及恐怖组织对我们甚大的渗透和破坏。”

他指出，“回教国（IS）”和塔利班组织代表回教的极端思想和异端，已脱离回教的本质和精髓，变成利用宗教来谋取政治权利及不当利益的野心集团。

“他们只不过打着宗教的旗号，利用宗教的说辞来进行反人类、反社会，而且屠杀与他们不同观点的回教徒、教派和宗教团体。”

他强调，极端分子不只是各国公敌，还是全人类公敌，中国亦与美国和俄罗斯构成国际协作，联手打击“回教国”。

蒙面罩袍非传统服饰

他甚言，恐怖分子在新疆以服饰和形象来体现其立场及与不同民族的对立，并且借此打着回教原教的主义来进行不法的勾当。

“实际上我们新疆年轻人基本上是不蒙面的，即便蒙面的话也是老年人，它这套东西完全不符合我们新疆的民族习俗，更不符合新疆宗教习俗。”

黄军衔补充，蒙面罩袍并非新疆传统服饰，亦不符合新疆风俗民情，纵然有该条例但并没阻止或限制自由宗教信仰。

“借”蒙面罩袍藏爆炸品

刘明指称，一些恐怖分子更利用该服饰来煽动宗教内部的分裂，甚至在蒙面罩袍底下藏有爆炸品，以便于他们出入公共场合制造暴乱。

“新疆维吾尔族都觉得非常必要（制定反极端条例），必须打击（极端分子），否则就没了正常社会秩序、正常回教秩序、正常回教徒人身安全。”

他强调，所有新疆维吾尔族都非常支持和拥护政府实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去极端化条例》。

他补充，制定该条例目的不是为了要追究穿蒙面罩袍的人，而关注和教导他们，实际上是要追究背后操纵组织。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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