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MISIF促在马一带一路工程
须至少使用30%国货

2017年10月26日
大马钢铁工业联合会（MISIF）贸易论坛苏添来（左起）、蔡智勇、阿兹兰及林鸿泰一起翻阅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的指南目录。

（八打灵再也26日讯）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MISIF)向政府提出6个“愿望清单”，其中一项为跟“一带一路”相关在我国推行的项目，必须设定发展商购买至少30%的本地钢铁产品或建筑和基础建设相关产品。

联合会有信心在各所有当局推行的正确举措下，本地钢铁业将更健全及克服所有挑战。



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主席拿督苏添来今日下午在其举办的马来西亚钢铁业贸易论坛上致辞时，传达了联合会的意愿。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蔡智勇为论坛主持开幕礼。

苏添来指出，政府政策及条例促成经商成本激增，也是本地钢铁业面对的最大挑战，2011年起的能源补贴合理化措施、最低薪金制、消费税、最低退休年龄、强制外劳每年体检及就业保险计划（EIS)和雇主强制承诺（EMC)，大大提高经商成本。

他要求政府实施能源（电流及天然气）两年不调涨及最低薪金不会变化。

他说，钢铁业希望政府不再批准牵涉到感应炉或技术的制造业新执照。



整合成今后方向

“我们认为一直以来实施的‘购买国货’政策必须延续下去，而且政府本身应该强制政府项目，或颁给本地和外国人的项目采用国货，在建筑推行购买国货政策，有助大量使用本地钢铁材料。

“钢铁业整合，包括合并及收购，必须是今后的方向，不过此举是为了促进效率、经济规模、技术转移、永续性及提高竞争力，而非单纯为了进行合并。”

苏添来指出，政府推动工业建筑系统（IBS)可协助钢铁业，更具竞争力的钢铁价格将促使过工业建筑系统更受欢迎。

“我们也要求政府为在整合（合并或收购及联营）中的钢铁业提供5年的公司税减免。”

他希望政府考虑强制政府及私人界建筑领域采用工业建筑系统。

蔡智勇：做好准备面对未来钢铁业应创新求存

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拿督蔡智勇说，在挑战不如以前的当儿，本地钢铁业应创新及做好准备面对未来，因为全球企业和价值链为了求存，已拥抱商业模式的变化。

他说，本地业者可通过整合以保持竞争力及弹性应对工业化变革，或与策略伙伴合作取得技术转移及提升作业方式。

他说，本着经济规模和专业化，钢铁业进行整合看似必然，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可向财政部反映整合中的钢铁业获5年公司税减免的建议。

蔡智勇今日为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举办的马来西亚钢铁业贸易论坛开幕后，向记者发表谈话。

他也推介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第14版的指南目录（2017/2018)。

出席者包括马来西亚钢铁工业联合会主席拿督苏添来、第一副主席阿兹兰、第二副主席拿督林鸿泰、马来西亚钢铁机构总执行长林耕尧等。

论坛主题为“现况、挑战及机会”。

蔡智勇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7年第二季度市场发展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球钢铁行业形势有所改进，全球钢铁需求和生产回升，钢材价格回升，及部分行业市场盈利也日渐提高。

“然而，鉴于固定的营运成本高企不下，钢铁行业的产能利用率仍偏低，显得适得其反。

“全球钢铁贸易已达到升高的稳定性，尽管全球钢铁出口比例出现下滑。 

“马来西亚2016年的钢铁产品进口量为914万吨，比2015年的792万吨增长了15%，同年出口为227万吨，与2015年的234万吨比较，下降约3% 2015年为234万吨。

“增加进口的部分原因是某些产品暂停生产没有供应所导致，因此从外国进口以满足国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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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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