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5日，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乔治敦大学接待了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并就美国经济政策制定与世界的关系进行了讨论。

努钦是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后直接从达沃斯飞仿英国的，但是此次聚会的主题（“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早已被更广泛的事态发展所淹没。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爆发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大难题，并将很快威胁到整个世界。

作为一个从事过传染病风险研究工作的人，我比较认同努钦在达沃斯的发言，因为他指出气候变化并不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唯一政策挑战，但要在此说明的是我并不支持他在同一场合对瑞典青少年气候活动家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的贬损。

根据我主持发布的2016年《英国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评估报告》，全球政策制定者需要在中期内采取29种基本干预措施以避免引发代价高昂且致命的全球健康危机。

具体而言，我们警告说如果不去采取一致行动，到2050年时耐药性微生物可能每年会导致一千万人丧生，并为全球GDP带来约100兆美元（约420兆令吉）的合共成本。

公共卫生准备被忽略

但如今冠病危机已然来临。此病毒目前尚无疫苗，且事实证明全球卫生系统并无足够准备和应对措施去抗击一场快速扩散的世界性疫情。

而《评估报告》的政策建议所涵盖的十个宏观领域中，则有至少两个涉及到遏制冠病的核心点：第一个是健康与卫生。

到目前为止，每个人应该都已经听过要经常彻底洗手（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将有助于大家健康长寿）。但尽管洗手和其他基本卫生措施都很有必要，却并不足以防止病毒和细菌感染的扩散。

更重要的是，冠病危机凸显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呼吁重视的另一个问题：公共卫生准备。

作为成员国协定条款第四条（Article IV）年度磋商的其中一部分内容，国际货币基金（IMF）应评估各国卫生体系的能力和准备情况。

冠病蔓延冲击经济

当然基金组织在这方面并非无所作为，因为我曾受邀到其总部去探讨该理念，但我的直觉告诉我组织的领导层会对此持反对立场，原因是该机构虽善于分析公共财政和其他事务，卫生体系却不在此列。

但纵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样不擅长分析气候变化，却并未阻止其围绕该主题发布众多政策声明。

情况本应如是：正如市场所表现的那样，人们其实无法将金融和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广泛性事务区分看待，而传染性疾病的蔓延显然可以也将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状况。

中国成功控制疫情

当我们在1月下旬与努钦会面时，冠病仍被普遍视为中国一国的问题，许多评论员表示疫情可能击垮中国的经济和卫生体系。

那么数据又是怎么说的？一项定期发布的指标，每月采购经理人指数，表明中国的经济活动确实在2月份出现了雪崩，正如财新中国服务业PMI调查显示企业信心锐减了50%，意味着中国经济遭到了腰斩。

但鉴于中国当局刻意叫停了大部分经济活动并限制人员流动，因此大幅暂时性下滑也不出所料。问题只在于中国领导人是否有能力收复失地。

而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时冠病病例追踪模块来判断，尽管初期实施了大量错误举措，但中国似乎已经成功控制了疫情，至少目前如是。

3月PMI料显著回升

各省市汇报数据显示，截至3月6日，除病毒传播核心区湖北省以外，其他地区约有95%的感染者恢复了健康，只剩1200多人仍留院治疗。

虽然在湖北省以外有约110名中国人不幸染病身亡，但这一数字依然低于意大利。

而且据我所知中国当局现正谨慎解除人员流动限制并允许经济回复某种正常状态，这意味着3月的PMI数字势必显著回升。

暴露美医疗体系缺陷

那么我们这些中国以外的人呢？

意大利的疫情数据令人忧心：该国报告的死亡率不仅远高于中国，也大大超出病例数相当的韩国。

美国的股票市场显然也是因为忧虑而下跌，而非出于那些一般周期性因素。

人们越来越担心这场疫情会暴露出美国医疗体系的全部缺陷和成本，而更糟的是美国当局并未提前采取一些最基本措施来遏制病毒传播。

古语有云：“亡羊补牢”，对冠病的极大关注为我们重新思考应如何管理和防备此类挑战提供了契机。

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尤其是20国集团首脑，能因此意识到必须对国家卫生体系实施更大规模投资以免当前的焦虑情绪成为人们生活的常态。

而在他/她们着手于这方面的时候也可以开始修复业已破损的新抗微生物药物研发管道，好让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危机的人命和财务成本不致遗祸于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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