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餐风饮露》
与“马华文艺独特性”书写

张锦忠

“华人为什么到里边去?”韩素音早在1950年代就以《餐风饮露》回答这个“种族问题”了。

韩素音(Han Suyin)的英文小说《餐风饮露》(And the Rain My Drink;李星可译)写1948年的“此时此地的现实”,即紧急法令颁布后马来亚人民的生存世界。马来亚共产党人转入地下后森林成为他们的居所与出没之地,而在那个年代,森林边缘是无尽的胶园。《餐风饮露》第3章〈暴风雨下的阴魂〉如此描述这些胶园:



“树胶覆盖着小路的两旁,枝桠交叉,无尽无休,在树下割胶的工人,永远有一种茫然的感觉……。在早晨这样的时刻,全马来亚到处无尽无休的单调的胶园,都有胶工在割胶……”(页48-49)

各有自身存有空间

胶园与森林相毗邻,于是森林里的人(“里边的人”)需要捐献与物资,多由胶园的人供应。割胶工人住在新村,大清早出门前往胶园必须经过看守村门的警察站。“村门”指的是新村对外的出入口。新村正是“马来亚紧急状态”的产物。

我认为《餐风饮露》中的空间再现其实是“复制”了“马来亚紧急状态”的地舆空间样态。小说首二章书写代表殖民政府官方建制的警察局与医院,位于城镇上,第3章则描写割胶工人活动的胶园;他们住在新村,每天进出村门往返胶园。胶林深处即第4章所写的森林,反殖民政府的“里边的人”活动的环境世界。这个紧急状态下的“马来亚”,就是以这样的一个“城镇/新村-胶林/森林”三边结构空间存在与运动(或冲突或互动)。韩素音可以说准确地捕抓了这个“此时此地”的“马来亚”。

在这个“城镇/新村-胶林/森林”的1950年代马来亚世界里活动的人,包括了马来人、印度人、华人、白种人……,表面上看起来相当多元,但各族各有自身存有空间(例如“新村”)。在这些各族的生存与行动空间之间,存有各种边界、间距、外边。在马来亚,那总已是种族分化(racialization)的现象。



英政府认定的支持者

英殖民政府认定华人就是马来亚共产党人的支持者或同路人,长期提供粮食予马共,于是展开“布芮斯计划”,强迫华人迁离家园,集中居住在新村,以断绝马共后援。《餐风饮露》第8章〈无果,可是有刺 〉中尤多着墨新村生活困境。韩素音显然无意复制官方版的马来亚种族多元现象,而是旨在突显一个不平等的种族结构。当白人警官陆克困惑地问“我不明白她(阿梅)真正为什么到里边去?”时, 他的问题其实是:“我不明白华人为什么到里边去?” 

“华人为什么到里边去?”韩素音早在1950年代就以《餐风饮露》回答这个“种族问题”了。然而,1948年之后的“马来亚联合邦”政制下的种族分化状态,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只大海怪,在马来西亚张牙舞爪。“种族分化”当然是殖民主义余绪,而不只是种族主义或种族主义者的问题。

──重读《餐风饮露》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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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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