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时期的人事经历，在去国离乡半个世纪之后，有太多我已经不复记忆，即使经人提起，对某些事物也是印象模糊，不敢确定。唯独我所喜爱的食物，就算多年未尝，舌尖留味，始终历久弥新。从槟城阿参叻沙我想到自己与马华文学的关系。

有人出版

4月20日夜里飞抵纽约，住进旅馆时已是深夜。第二天早餐过后，我和好友单德兴搭上地铁，目的地是距华尔街不远的九一一纪念碑与纪念馆。过去几年我读过不少美国学者对纪念碑与纪念馆的析论与省思，这次亲临实境，真正领略了好莱坞电影中不时可见的美式爱国主义。由于时差的关系，我们下午即回旅馆休息。傍晚外出觅食，不期在旅馆同一条街上发现一家马来西亚餐厅。德兴忌辣，不过为了一解我的乡愁，却体贴地怂恿我入内一试。我其实更想知道食物离散后会是什么面貌。

餐厅规模不小，黑桌黑椅，装潢不俗，入门处墙上挂满餐饮评鉴证书，想必口碑不错，因而客人不少。就座后一位中年男性服务生送来菜单，我一看惊喜万分，菜单上竟然有不少我所喜爱的餐点。我一再斟酌，最后点了槟城叻沙。槟城叻沙与马来半岛南部或新加坡者大不相同，其汤头酸中带有微辣，一般人较少以之作为晚上正餐。服务生看着我将信将疑，甚至善意地以英语提醒我此物鱼腥味重，怕我食难下咽。我告诉他无须过虑，我从小嗜食这道美味，在意的反而是道不道地的问题。

不久叻沙送到，除了以碗装对我稍显陌生外，我舀汤一尝，味道颇为熟悉，果然近乎槟城口味。他乡异国，受限于食材，这样的口味已算难得。此后在纽约一周，我们天天在此餐厅享用晚餐。对我而言，这个插曲显然另有真意，正好启发我为这篇序文开章破题。

食物的记忆总是令人难忘。少年时期的人事经历，在去国离乡半个世纪之后，有太多我已经不复记忆，即使经人提起，对某些事物也是印象模糊，不敢确定。唯独我所喜爱的食物，就算多年未尝，舌尖留味，始终历久弥新。从槟城阿参叻沙我想到自己与马华文学的关系。

1970年秋天我负笈台湾，在此之前有若干年，我直接或间接参与马华文学的生产活动，建树自然谈不上，但我曾经既是作者，也是编者，这些事实也无须妄自菲薄。在赴台之前几个月，我出版了诗集《鸟及其他》。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也是我在马来西亚出版的第一本著作。赴台之后，最初几年还与马华文学界少数友人时有信函往来，甚至仍有诗文发表。时间日久，随着人事变迁，不免联络渐疏；我更由于专心学业，创作日少，渐渐自文坛退隐。不过在感情上我从未忘怀马华文学，我仍然断断续续阅读身边可见的马华文学作品。这期间有些朋友停笔了，有些则依然勤于笔耕，老骥伏枥，从未认输；更多的是新人辈出，不论在马来西亚本土或在台湾，新的世代在创作上表现令人刮目相看，甚至有关马华文学的研究也日渐形成小型的学术产业。这些现象是我在1970年代去国时所无法想象的。

2006年，台北的书林出版有限公司希望为我出版一本诗集，我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从《鸟及其他》中挑选若干诗作，再加上1970年代发表的几首，辑成诗集《时间》出版，是我1966年至1976年这10年间的主要产品。出版后张锦忠还就此透过电邮对我专访，访谈文字后来交给黄俊麟处理，俊麟即在《星洲日报》之文艺春秋副刊为我刊出专辑，我就仿如出土文物，与马华文学再续前缘，不仅重新连系上一些老友，同时认识了不少新一代的马华写作者。后来张永修也在《南洋商报》之南洋文艺副刊规划我的专辑，老来还乡，仿佛领了敬老卡，处处受到礼遇。

这10年间我偶尔发表诗文之外，也常应邀撰写一些回忆文字，或者为朋友的诗集或文集作序。当我接受曾翎龙的建议，将这10年来有关马华文学的文字整理成书时，我才发现这两类文字竟然数量不少。另外几篇访谈与座谈纪录，内容也与上述文字多有关系。因此在重新过目这些文字之后，为了方便阅读，成书时我把这些文字粗分为3辑。

第一辑各篇或在怀人，或在忆往，或在钩沉旧籍，所涉虽然多属个人，但是应该还有多少历史意义。譬如《彼南劫灰录》一书，经过我的推介之后，重新获得注意，被视为亲历太平洋战争者的真实证言，在纪念太平洋战争结束70年的当下，仍不失其反思战争灾难的价值意义。

第二辑所收则以评论与序文为主，而以序文居多。这几年承文友们不弃，邀我作序者不在少数，只是我另有本业，极为忙碌，假如来者不拒，势必严重影响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与写作计画，我只能选择其中一二，勉力为之，而且每序费时都在一年半载以上。我的评论与序文多属诠释批评，随处可见我对诠释历史化的坚持，目的无非在探求我的理论框架下文本的微言大义，重视的是形式的意识形态与文学的政治寓意——这或可算是我借诗人作家说事的方式之一。

有时候我也尝试以所谓漫漶读法（palimpsestuous reading）处理多重叙事与繁复意义的问题——“漫漶”二字未必是理想的译法，元人张可久说的“旧刻漫漶看新碑”应该近乎我的意思。总之，我很清楚这些批评文字中所透露的文学思想、诠释策略及批判立场。这些文字其实隐含我在学术上赖以安身立命的poetics。

这一辑也收入我为欧大旭的小说中译本所写的两篇导读，以及我为新加坡诗人沈璧浩的诗集《都市录》撰写的序文。这3篇文字虽然不属严格定义下的马华文学，但是其关怀与新马历史和社会关系密切，一并收入这本文集，或许与马华文学的若干关怀可以相互映照。

第三辑包括了两篇访谈、一篇对谈，及一篇演讲纪录。我把这4篇文字纳入书中，主要是因为所谈内容多少可以为前面两辑的某些关怀另作注解。

书名《诗的回忆及其他》需要略加说明。〈诗的回忆〉一篇原为诗集《时间》的代自序，有叙有论，除反省我早年的创作经验外，并稍稍论及我对文学的若干体认与看法。文虽不长，却具有相当的自传性。诗集《时间》出版迄今已经10年，在新马一带可能不容易看到，〈诗的回忆〉一文中的部分记忆与反思容或仍有些许参考的意义。只不过作为书名，标题中的诗应该泛指各种文学类型。当柏拉图在《理想国》（Republic）中畅论诗与哲学之间的争辩时，他真正关心的是文学和艺术再现与真实之间的关系，亦即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在《柏拉图的理想国》（Plato’s Republic）一书中透过苏格拉底追问的：“我们未来的同胞需要的是什么样的文学教育？”巴迪欧还有一书专论文学，书名甚长：《诗人的时代及其他论20世纪诗与散文之书写》（The Age of the Poets and Other Writings on Twentieth-Century Poetry and Prose）。此书固然以诗为主体，所论却涉及其他散文叙事文类。

我的本业是英美文学研究，任职的机构也有行之有年的考核与评鉴机制，我只能以相当有限的时间为马华文学略尽绵力。这本文集虽然非属事先规划的产物，不过毕竟是我的一部还乡记，偶然所得，却是得之不易，因此敝帷不弃，聊作返乡的薄礼。我另有一些讨论个别马华作家或作品的研究论文，体例上不适于收入这本文集，日后有机会当另作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