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风的记忆,
《蕉风》第206期

“蕉风”二字为庄声涛题字。

周唤是60、70年代马华现代诗最动人的声音之一,抒情而内省,颇有里尔克与周梦蝶的味道。

即将重返八打灵参加8月下旬的“蕉风会议”之际,关于许多许多年以前的《蕉风》种种,我的记忆犹新。



我的第一本《蕉风》是1969年12月号的第206期,那年我13岁,正要升初一吧。当年《蕉风》售价马币5角,家姐代购自关丹大街的中国商店。之后有好几年的时光,我下课后都会绕到中国商店去看该月的《蕉风》来到这个东海岸的阳光边城了没。

封面极简风格

第206期的《蕉风》,距离革新号的第202期并没有太远,前一期(第205期)即第一个《蕉风》专号极品“诗专号”——彼时当然还不知道有革新号与诗专号的存在,但是封面的极简风格(只有庄声涛的书法“蕉风”二字及出刊资料;跟前几期的陈瑞献、锺正山、胡德馨画作形成强烈对比),给人一种绚烂归于平淡的感觉。

对那个每周读《学生周报》与《新明日报》副刊,而觉得需要更多文艺养分滋润的少年来说,第206期的《蕉风》无疑是一座更广阔的文学海洋。是的,对我来说,那简直是一个迎面而来的美丽新世界,一种新颖、震憾的阅读经验,让我想起余光中译济慈(John Keats)〈初窥柴译荷马〉诗中的那两行:

于是我有如夜观星象,



忽见新星游入眼底

从此记住了这些游入我眼底的新星的名字:思采、梅淑贞、期之、吴伟材、完颜藉、绿浪、赖敬文、黄润岳、菊凡、悄凌、小黑、归雁、周唤、乃健、黄戈二、余中生、零点零、夏芷芳、沙河、陈君、贺兰宁,以及博格(Gerald Borg) 、米罗斯拉夫·何辣(Miroslav Holub) 、森鸥外。其中有些名字,如黄润岳、梅淑贞、期之、赖敬文、悄凌、小黑、周唤,是我常在《学生周报》见到的,但是细读这期《蕉风》,反覆吟咏玩味这些篇什,更深刻了我对他们的记忆与印象。

第206期的《蕉风》也在我的记忆深处印刻了这些地方:班底亚齐,因为这个槟岛的小渔村出现在思采的散文里;坤甸,因为期之的“海员手札”中的“船上厨司”在那里被印尼人牛肉贩掌掴;南园,因为赖敬文曾经在那间露天茶座跟一群文友度过许多聊诗谈文的日子,那是他们的“失乐园”;还有梅淑贞笔下那“叠叠折折地在脚下伸延展开”的“几重青山”。后来我试笔抒怀时,他们的散文就是我的典范——我们其实也有我们的叶珊。

最动人的声音之一周唤

那期《蕉风》刊出周唤的诗〈故事之外〉。周唤是60、70年代马华现代诗最动人的声音之一,抒情而内省,颇有里尔克与周梦蝶的味道。〈故事之外〉也是那些年我吟咏再三的马华现代诗,写夜、星子、冷,写飘泊与记忆:

在天那边  云那边

一颗欲坠的星星  守着他的跫音

想一个浪人  一段记忆

而故事的开始和结束已不重要,当夜过后……

当夜过后,故事在故事之外,在记忆之外。回想起来,我早期的几首诗习作,如〈缅怀之外〉、〈风的记忆〉,受周唤诗风影响不浅,那是我读第206期《蕉风》的产物。

而那期《蕉风》的编者,就是姚拓、牧羚奴(陈瑞献)、李苍(李有成)、白垚。

张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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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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