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知名人士”试图把《国家原则》置入《马来西亚宪法》，当作前言。如果我国宪法确实需要一个前言，它理应重申《宪法》的世俗性和包容性的基本原则。依我的浅见，如果我国宪法需要置入前言的话，首先，这前言必须经过我国所有族群(包括原住民)的讨论，再由国会进行辩论和通过。

第二点，前言必须具有包容性。

《国家原则》是在1970年我国独立日，宣布的“国家哲学”。

那是对1969年5月13日的种族骚乱所作出的反应。当时，我国还处于紧急状态。就好像“国家文化政策”一样，它是由选定的“知名人士”所起草的。他们并不代表马来西亚所有的社群，也没有通过民主的辩论过程，也不是由我国国会通过的。

虽然《国家原则》的大多数愿望，是崇高的，可以接受的。这些愿望就是：“达致更完整的团结…；维持民主的生活方式；创造一个公平社会…；保证采取开明的态度，对待丰富和多姿多彩的文化传统；创立一个进步的社会…”。

但是，其中一个原则，即：“信仰上苍”，并不能包容马来西亚所有的信仰。

宪法的前言，应有利于全民，强调社会正义和民主。

《美国宪法》前言是简短和简明的，强调他们的国家是由人民所界定和建立的。同时，它也强调它代表着什么：

“我们人民，为建立一个更为完善的联邦、申张正义、保障国内安宁、规划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之赐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和确立本宪法。”

虽然人民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但是，美国宪法前言并没有提到上帝或君主。

除了作为行政机关的总结概要以外，它只是为《宪法》下所成立的新政府，作好准备，要如何进行申张正义争取自由。因此，宪法前言是绝对世俗的。前言所采用的头几个字“我们人民……”，或许是最重要的字眼。

印度可能是一个更适合用来作个比较的例子，因为印度是一个有如马来西亚一样的前殖民地。印度宪法的前言，实际上突显了其世俗性：

“我们印度人民，郑重决定把印度建成一个社会主义、世俗的民主共和国，并为所有公民争取到：社会、经济、政治的公正；思想、表达、信仰、信念、膜拜的自由；地位和机会的平等；并促进众人的博爱；保证个人的尊严，国家的团结和完整……”

因此，《印度宪法》前言的主要目的，也同样地首先是提及宪法权威的来源，（我们、人民……）并阐明《印度宪法》的目标，就是：平等、正义、博爱、自由。像美国宪法一样，印度宪法没坚持“信仰上帝”这一条。

宪法世俗性至关重要

在我们假设的宪法前言中，包含“信奉上苍”（一神论）的原则，这有什么特殊意义？

自1980年代，回教民粹主义盛行以来，有些政客(包括一两名首相在内)企图宣称，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但是，却以失败告终，那是因为这类企图，遭到“马来西亚国父”和我国司法部及时的反对。例如：1983年2月8日，东姑阿都拉曼在他80岁诞辰，向国阵领导人传达的主要信息就是，不要把马来西亚转变为回教国。

他强调，联邦宪法已保障，我国所成立的是一个世俗国，但以回教作为官方宗教。几天后，在1983年2月12日，我国第三任首相胡先翁，在他61岁诞辰那天，也这么说了。

1956年9月27日，联盟党提呈给“李特宪制委员会”的备忘录，明确指出：

“马来亚的宗教是回教，其含义不等于说，我国不是世俗国”。因此，1957年“李特宪制委员会”和1962年“科波特宪制调查委员会”在1962年，把马来西亚称为“世俗国”。

最重要的是，马来西亚前联邦法院院长敦沙列(Tun Salleh Abas)在1988年仄乌马案(Che Omar Case）中指出，《联邦宪法》第3(1)条所提到的“回教”一词的意思是指：“关于礼仪和仪式的措施……”。

“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世俗法律“。

（译者：杨培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