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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扬对契约理论贡献
美芬学者共享经济学诺奖

哈特
霍尔姆斯特伦

(斯德哥尔摩10日综合电)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奥利弗·哈特和本特·霍尔姆斯特伦,凭借对契约理论研究的贡献,共享本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800万瑞典克朗(约384万令吉)奖金。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哈特(68岁),在伦敦出生,毕业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至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霍尔姆斯特伦(67岁)则是芬兰人,生于赫尔辛基,毕业于史丹福大学。

订约双方均获利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的颂词指出:“现代经济由无数的契约组成,两人建构的新理论工具,对理解现实世界的合约及制度,以及其计设的潜在陷阱非常重要。”

契约的基本原则,是订约双方均获得利益。1970年代末,霍尔姆斯特伦利用责任代理模式,解释公司的骨干(如股东),该如何为公司的代理人(如总执行长),订立最佳的契约,原则是付予代理人的任何薪酬,均应公开与其行动的关系,以增加代理人工作意欲。

哈特于1980年代和其他学者,共同创立不完全契约理论。该理论是是根据分析框架,即以合约的不完全性为研究起点,以财产权或控制权的最佳配置为研究目的。



经济学奖是在1968年由瑞典央行创办,以纪念诺贝尔的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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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专栏

特朗普的不可能经济学/Project Syndicate

作者:吉姆·奥尼尔(曾任高盛资产管理公司主席,英国前财政部长)

从特朗普迄今为止的重要内阁职位提名来看,这位当选总统似乎真有决心要兑现自己的许多竞选承诺。

倘若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最近这轮新闻事件对公众来说也算是个可喜的意外——他们早就对当选领导人说一套做一套行径感到厌烦了。

然而作为一门灰暗学科(经济学)的长期学习者和践行者,我并不认为特朗普的政策能实现他及其支持者所期望的目标。

比如严格执行一个国家的各项移民法律或许是个好主意,但是积极追捕已经进入该国的非法移民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以一种能够广泛阻止移民的方式将其付诸实施,那美国可能会失去其相对许多其他先进经济体的一个关键优势。

鉴于相关人口结构趋势对欧洲、日本和其他许多国家的人口构建了下行压力,美国必须小心不要步其后尘,而为了维持劳动力规模就需要从别处拉来更多工人。

加征关税非好主意

再看看特朗普的另外两个主要竞选承诺:大幅减税以及对其他国家的进口商品加征10%-20%的新关税,甚至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关税。虽然经济学家在几乎所有经济政策问题上都很难达成一致,但关税可能是一大例外。

几乎没有经济学家认为关税是个好主意,主要原因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它们有助于减少一国的贸易逆差。更糟的是大家都知道关税会带来各类额外成本和其他负面后果。

《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最近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清楚阐述了这一点。他解释说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是一个会计恒等式(一个必须始终相抵的等式)。

因此(通常在经常账户收支平衡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贸易中的任何逆差都必须与一个资本流入顺差相匹配,而总体收支平衡就是这样实现的。

虽然美国可以通过关税减少从A国的进口,但除非能从根源上减少驱动这些进口需求的消费、投资或政府支出,否则就只能从B国和C国进口更多商品。事实上这正是特朗普在上一次执政期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后的状况。

美国依然进口相同的商品,只不过出口地换成了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从中国的进口反而增加了。如果特朗普继续这一举措且对这些国家征收惩罚性关税,那么同样的模式将不得不重现。

这是无可避免的:如果美国真的想减少其总进口,它就得减少总体国内需求;更确切地说它必须提升国内储蓄相对其投资需求的比例,而这反过来意味着要减少从国外获得的净资本。

再来看特朗普关于减税及向支持他的选民提供各种其他好处的承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会推高国内需求;而如果与关税同时实施,它们就将增加生活成本。

或再引发物价飙涨

尽管致使许多选民对拜登政府心怀不满的通胀已经有所缓解,但特朗普的议程可能再次引发物价飙升。而且这还未包含其他国家的报复行动,因为大多数国家可能会通过关税来打击美国出口商——正如中国和其他国家此前针对美国农业所做的那样。

那么,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可以从美国这场怪异实验中得到什么教训?随着特朗普的非正统政治做法如今大受欢迎,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迷你特朗普式举措在全球范围内涌现。

但只要这些举措具备与特朗普类似的特点,它们就一样无法实现其预期目的。由于其他所有国家都跟美国适用于同一个国际收支恒等式,那些拥有大规模贸易顺差的国家,必然会输出多于其当前国内投资需求的资本。

面对特朗普的回归,明智的外国领导人应当开始思考,该如何应对那些长期存在的国内经济挑战。比如那些储蓄过剩的国家,应考虑如何在增加国内投资或降低储蓄率。

中国改革金融部门

鉴于其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德国和中国都可以从这样的战略中受益匪浅。这不仅可以促进它们的经济增长,提升其领导人的民望;还可以减少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包括美国——的资本输出。

许多其他建设性的政策变化可能会随之而至。例如中国可以改革其金融部门,使其货币具备更多能像美国那样吸引全球资本的关键特性。

而未来的美国领导人也可能因此减少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尤其是在别人不再如此依赖美国及其货币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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