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对大马是双刃剑
美减税利贸易损令吉

2018年01月04日

（吉隆坡4日讯）美国总统特朗普让举国企业欢腾的税改案，对大马而言则是双刃刀！



兴业投行研究高级经济学家白文春点出，好是能激励全球贸易和我国出口，但坏在将更少美国资金流入，且美元走稳让令吉今年只能缓慢升值。

美国税改案对当地经济来说是重大改革，更被特朗普形容为“火箭燃料”，企业税从目前的35%，降至21%。

根据美联储官员预计，虽然经济可能无法如特朗普所言般“火箭起飞”，但确实能激励经济增长，因此将今年预估从先前的2.1%，调升至2.5%。

同时，美国企业正在消化税改案，接下来将会派发特别花红或涨薪，进而有助激励美国的消费开支和投资活动。

白文春今日在报告中指出，税改可“立即”提振全球经济增长。目前国际货币基金（IMF）预计全球经济将在今明两年，录得3.7%的较快增速，高于去年的3.6%预估，但这还未纳入税改的效益，相信之后会再调高预估。



“税改也将中和提振我们的出口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表现。我们正等待更多税改发展，因此维持当前预估，出口料涨5.6%，经济则可涨5.2%。不过，这比去年的8.8%出口增长和5.6%的经济增速较慢。”

提振全球经济 

出口和经济表现受益，但令吉难免受冲击，因为税改后美国相对持稳。但考虑到国家银行今年将开始升息，加上美元估值过高，令吉今年仍可升值，但增速料较为中和。

他补充，今年的资本流动将继续处于可管理的范围，来往账项盈余将持续支撑令吉的需求，相信令吉兑美元今年底前可升值至3.95的水平。

截至今日傍晚7点，令吉兑美元报4.0065。

中资流入缓冲美企外撤，中期而言，税改将激励美国企业“回乡”投资，意味着大马的海外直接投资（FDI）势必受到影响；但是，从中国流入的投资，或有助抵消此不利因素。

白文春指出，美国企业未来会倾向减少海外投资，以在本国享受较低税率，大马也因此难以吸引来自美国的投资，影响我国中长期的投资和经济增长。

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美国流入大马的净海外直接投资额，达6亿7300万令吉，对比2016年时，可是高达50亿令吉。

在我国的总净海外直接投资份额中，美国比例从2010年的26.8%的高点，逐步减少至2015年的13.7%，以及2016年的10.6%。

所幸的是，受惠于“一带一路”基建投资政策，中国在我国投资日益增加，如东海岸铁路（ECRL）、马六甲皇京港和关丹港口。

在去年上半年，中国在我国海外直接投资中，占19.3%的比例，排名第一，高出2016年的12.6%。在2011年时，中国仅占0.1%。

“接下来的中国资金流入将依旧显著，因为两国在去年签署了总值14亿4000万令吉的新了解备忘录。我们相信，中国投资者将继续激励我国私人界投资，冲缓美国资金出走。”

反应

 

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2020年08月30日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汉班托港的中国工人

美联社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美联社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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