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不能忘却的年代

我是出生于20世纪的人,那个时代,是一个充满硝烟和战乱的大时代。我出生于1936年初秋,正好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世界经济大萧条发生后几年,也恰好是中国七七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那一年,日本掀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而欧洲也面对德国法西斯侵略的战祸。我的童年,就是在远近都是战火的环境之下,惨痛度过的。所以,我没有快乐的童年,有的只是面对战乱、贫穷、死亡和痛苦的威胁。

我曾从南洋商报〈商余〉副刊上,读过李忆莙文友写的〈不应忘却的年代〉一文,文中有这样的句子:“都说我们这一代人幸运,出生在太平盛世,没有经历过战乱,平平安安地就活过了大半辈子”。李忆莙比我幸运,我却尝透了战争带来的贫穷、饥饿、残酷、惊惶与苦楚,亲身经历日军侵占南洋群岛为时三年零八个月的非人生活。接下来,我又亲身经历过1948年起至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紧急法令统治,过着不自由和充满恐惶的生活。对于我和我同一年代出生的人来说,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末的这段时日,应是我们“不能忘却的年代”!



我也在〈商余〉副刊上读到郑昭贤君的〈丰兴山吊日军蔴坡屠杀场〉一文,揭露了日本侵占马来亚后所幹下的毫无人性大屠杀,包括把毫不懂事的婴儿向上抛,然后举起装有刺刀的枪插戮他们,其残忍至极,实令人发指。据郑君引述记者兼诗人李冰人当年撰写的报道说:“就刑地点,即在幽静的胶林内。义士们抵达目的地,就全被押下车,强迫跪在巴力河边,然后喝了一声,刺刀齐举,刀尖直指心脏,咆哮地力迎刺去……,顺势以脚踢入沟中,前仆后仰,血花四溅,呻吟惨叫之声洋溢整个岜九山,引得附近人家为之掩面颤慄”。

读了李冰人的报道文字之后,勾起了我在童年的回忆。时当1942年年初,我6岁左右,就曾在霹雳州实兆远市区小飞机场一角目睹类似的场面。那时在实兆远十字路,目前马华公会会所后面,是一大片空地,连接着小飞机场。大约在上午8点左右,我与几位小朋友站在空地上,面向小飞机场,远远看到日军押了一群人到飞机场的东北角,跪成一排。不久就听到一阵紧密的枪声,那排人已经倒下了。我们被吓得魂飞魄散,飞奔回家。虽事隔70多年,情景还是历历如在目前,那行刑的地点,迄今犹能记得。事后据大人们所言,那些被处决的人,都是前一天在“大肃清”时被检举的人。我敢相信,他们的骸骨还埋在那儿。

70多年的漫长岁月已经过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马来亚实施的紧急法令,也都过去了,但昔日战争的祸害,却还存留在心头。我和同时代出生的人,对于20世纪这个大时代,总觉得那是一个我们“不能忘却的年代”。正如李忆莙在其〈不应忘却的年代〉一文中的结句:“又回到老问题上:‘这是个不应忘却的年代’”。在我来说,那个是“不能忘却的年代”,因为那个年代留给我的印象太深太深了!

反应

 

副刊

疤痕

我有好几道疤痕,大都是因为儿时顽皮所造成。那时的许多伤口都已愈合,不留疤的终究是少数,我身上最显而易见的疤痕是额头那道疤痕,十多年仍在。

其他疤痕的由来已记不得了,唯独这道疤痕印象最深刻。有一次,与邻居在庙口玩耍,玩着玩着,不知道为什么去撞到庙口天公炉上的神兽塑像,把头撞了个大洞,正当我血流满面时,邻居赶紧到我家找大人来,我当时脑袋一片空白,依稀记得父亲用手帕将我的头按住止血,拦了一台计程车就往医院赶去,接下来我只记得躺在床上,眼睛看着医院的灯光,不知过了多久,我的额头就包扎好了。



我一直觉得我是那时候变笨的,因为小学四年级前我几乎科科都拿满分,是班上的好学生,自从那次受伤之后,成绩每况愈下,还考出了不及格的分数。长大后才发现,是五年级后的科目开始变难,跟我额头上的伤一点关系也没有。

长时间不能洗头

只是那时候受伤真的很辛苦,因为额头不能碰到水,所以很长一段时间不能洗头,几天来头奇痒无比,只能忍耐,复诊一次又一次,等到绷带取下为止。

等到完全好了之后,额头上的疤痕相当明显,铁定是要跟我一辈子了。

起初很不习惯与疤痕共处,在学校遮遮掩掩,以为那样就不会被发现,但照镜子仍是抹灭不了它存在的事实,慢慢长大后,渐渐习惯它的存在,也觉得那是个童年的纪念,但它却渐渐变的不明显,但每当我用手摸额头,还是感觉的到那道疤痕的存在,当年撞那一下,余悸犹存,我才知道那不只是记念,还是个梦靥。



我才知道,尽管外观的那道疤痕已经愈合,但我心里那道疤痕仍未痊愈,我便做了一件事,加速它的痊愈。

我到了当年受伤的庙口天公炉前,鼓起勇气摸当年撞到的地方,那是种微妙的感觉,可能我心里那道疤痕抹了特效药,正在慢慢的痊愈中。

反应
 
 

相关新闻

南洋地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