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讯息传播》（上篇） 

在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境之下，政治人物只要稍微懂得“危机沟通”，往往就能让人民更成熟地面对2019冠状病毒病的风险，过更美好的生活！

“风险沟通”的机制，目的是要建立政府、科学家、医生等重要发言人与民众的凝聚共识，一旦采用适当的沟通方式，灾难当前亦能减缓社会恐慌。

马来亚大学医学系教授黄群雄博士曾与来自英国剑桥健康风险沟通顾问瑞肯普博士（Ray Kemp）合作撰写了一篇关于风险沟通的文章。他们利用科技与社会概念和科学传播与社会心理学作为研究方向，以帮助相关专家改善灾难后的沟通问题。

黄群雄在专访时指出，对于未知感到恐惧是正常的，尤其是将对健康造成影响的未知。以冠状为例，敌人显于无形，却有致命的可能。

加剧非理性的恐惧

“面对恐惧，我们可以理性或非理性来应对。理性应对是理解和管理风险，非理性且普遍的反应则是恐慌。情绪化语言和下意识的反应会加剧非理性的恐惧和恐慌。在这情况，主流媒体必须肩负社会责任，不应该为了刺激点击率而激起民众恐惧。”

作为文明社会的主要力量之一，媒体有责任以衡量和准确为核心传播信息。尤其在网络资讯爆炸时代，社交媒体可以不受限制、肆意散播真假难辨的资讯，无疑扩大了民众的恐惧心理。

“以最近的疫情来说，媒体使用的词汇如‘瘟疫’、‘启示录’的字眼，虽能成功引起关注，却会加剧非理性的恐惧。”

经过多年研究，他们发现当恐惧和焦虑加剧，人们甚至对可靠消息来源的信息接收能力也大大降低，例如国家卫生部、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少过10%的可靠消息会被接受。这将导致一种恶性循环：

如何阻断上述的恶性循环？

英国副首席医疗官曾指出，恐慌性购买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还会引起更大恐慌。世卫也表示：“污名化会破坏社会凝聚力，并可能导致群体的社会隔离，最终可能致使病毒扩散剧增。”

他劝诫：“人们不要感到惧怕，或因可能被感染而恐慌。假如你觉得被感染，就要去检测；假如确诊，就要接受治疗。假如你没被感染，那就好好善待身边的确诊病患，鼓励他们采取正确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此一来，更广泛的社群将受到保护。”

那么，该如何阻断上述的恶性循环？很简单，就是要减少人们的恐惧和恐慌，让所有人接收到关于冠病的准确信息，并以更审慎的方式作出回应。

在此，黄群雄针对3方提供了一些建议：

二分法为鸵鸟心态

然而，风险沟通往往败在专家和民众认为最好的“二分法”手中。与我有利的就是好的，不利的就是坏的；接受我喜欢的，推开不喜欢的，这就是二分法。这种方式也许能减少恐慌，但却是一种鸵鸟心态。

风险沟通并非是要安抚民心来隐瞒真相，相反的，是要赢得人民信任，真相必须准确传达。

黄群雄解释，唯有了解风险，才会做出保护动作。具体来说，风险与“概率”有关，譬如发生地震的可能性、发生严重事故的可能性或药物危险剂量的可能性。

“当‘概率’转变为‘风险’，即表示我们需要保护某些东西。比方说，当我们想要保护‘健康’，药物剂量的概率变为‘风险’；当我们希望保护‘自然’，农药会转为‘风险’。”

贝克（Ulrich Beck）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中提到：社会学一直在从事“福利分配”的任务，而我们必须面对“风险分配”的任务。他也强调，承受负荷与否的界限不仅取决于科学合理性，还取决于社会合理性。有鉴于此，在风险面前，我们必须考虑社会合理性，并了解公众对风险的看法。

他指出，日本于2011年发生3大灾难后，即地震、海啸和核电厂事故，该社会也经历了“沟通灾难”。福岛核事故独立调查委员会的国民国会报告指出，他们经历了沟通失败，并表明关于辐射的风险沟通资讯不足。

风险沟通不能单向进行

“在沟通灾难中，欲知详情的民众与提供信息的专家之间存在着资讯不足的问题。人民想知道公正、无党派、广泛的资讯，但日本政府和专家则希望提供果断的行动指南和有限的‘安全’资讯。因此，人民开始对他们产生不信任感。”

专家和政府设立的是“单向沟通模式”，表示了专家有很多知识，而人民却一无所知。也就是说，知识是从专家传达给民众的，即单向的，所以专家希望向无知民众提供决定性的行动指南和唯一的资讯。

另一个相反的模式，即“双向沟通模式”，突显出民众参与的重要性。这种模式意识到民众具有一定的地方知识，所以专家与民众都可以互柬传播科学知识。若采用这种双向沟通模式，民众便能够接收公正、无党派和广泛的资讯，并根据有关资讯自行决定下一步的举措。

“风险沟通是无法以单向沟通进行的，因为它涉及到利益相关者的咨询、风险评估、准确性、可信赖的信息以及有效的交流，同时也考虑到民众的接受度。”

专家与民众想法差异大

处理沟通灾难时，“双重解释者”亦发挥着重要功用。

何谓“双重解释者”？例如，一个地方解释者和一个专家解释者。前者可以是教师或公共卫生专家，责任是向地方居民讲述情况；后者则可以分享专业知识。这种沟通模式能够让专家与民众之间进行双向沟通。

风险沟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要厘清，即信息传达者和信息解释者的区别。在科学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鸿沟中，科学家和医学专家试图传达“正确的信息”，并成为一个良好的信息传达者，这被认为是科学家的责任之一。然而，民众需要一个信息翻译者，并质问科学家：“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由此可见，专家在危机中不仅是提供信息，也意味着民众不仅需要信息传达者，也需要信息解释者。这延伸出另一个问题：信息解释者是否是科学家的责任？黄群雄和瑞肯普都认为，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责任与公众的想法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医生和科学家仅受过信息传达的教育，因此在风险沟通方面他们也面临问题。”

能力与动机公平

黄群雄以医病沟通和医众沟通的差异为例，讲解“信息解释者”的概念。在医病沟通上，医生和患者拥有共同目标，即击败病魔。因此，他们必须彼此信任，而医生可以成为很好的信息翻译者。

医众沟通又有什么不同呢？“关键在于两者目标和价值相似性的差异。不同于医病沟通的目标，医众沟通拥有更多目标，如减轻民众的担忧、收集科学数据、公开中立数据等。

“这些目标未必能够达到医生和公众的共享效果，因为当双方持有不同目标，信息翻译也会随着不同，所以医生无法成为良好的信息翻译者。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所分享的信息更被指为失真，甚至加强了民众的不信任感。”

他进一步解释，在社会心理学中，社会信任的构建有两个组成部分——能力与动机公平。能力，是指经验和资格；动机公平则表示研究动机的公正、正直和诚实。从理论上讲，如果一个有能力的人以公平动机做某件事，就会获得他人信任。

让民众了解危机模式

黄群雄强调，风险沟通应避免再使用同一套旧方法——“DADA”，即声明（Declare）、宣布（Announce）、保护（Defend）、舍弃（Abandon）。

这种方法是基于一组专家对问题分析，即使不是每个人都同意他们的决定。由于这是一种快速的方法，因此被认为可以用作应对紧急状况。

他认为，目前最好的方法是利益相关者的对话和参与——信任、及时性、透明度、公开和计划。在传达信息时，当局应委派一位值得信赖的发言人负责传达，提供毫无隐瞒的公开信息，避免混淆。

同时，发出信息时也应考虑民众感受、想法和担忧。比如说，民众担虑“我安全吗？”、“我的家人安全吗？”等等。最后，策划有效的计划，通过了解危机的模式，以便预测问题并做出有效的应对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