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28日记者会上表示，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给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不少机构预期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是负3%甚至更多。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不可能置身之外。

按照李克强的算法，新增赤字和特别国债是2兆元（约1.25兆令吉），其他减免社保、商业银行让利、垄断企业降价等有4兆元（约2.5兆令吉），这些加总起来是6兆元（约3.75兆令吉），相当于全部居民收入40兆（约25兆令吉）的15%。

不过，如果比较的基础是GDP规模100兆元（约62.5兆令吉），救助政策规模的占比立刻就下降为6%。目前衡量各国救助政策的力度大小，一般都是与各国的GDP规模比较，可算是一个不成文的“国际惯例”。

根据安邦咨询（ANBOUND）宏观研究团队对世界各国疫情后短期政策的追踪研究，各国救助政策占经济规模的比重，要比中国出台政策的比重要高。

比如，日本政府先后两次宣布117兆日元（约4.5兆令吉）的抗疫计划，至今计划总支出达234兆日元（约9兆令吉），约相当于日本GDP的40%。

美国仅在3月份出台的2.2兆美元（约9.5兆令吉）一揽子救助计划（CARES法案），其规模就超过GDP的10%。4月9日，美联储又决定提供高达2.3兆美元（约9.9兆令吉）的贷款以支持经济。

欧盟于5月27日宣布了规模7500亿欧元（约3.5兆令吉）的救助方案（与欧盟下一个七年预算讨论捆绑），以帮助欧盟成员国应对新冠

疫情带来的“空前危机”，这笔资金名为“下一代欧盟”，将包括5000亿欧元（约2.4兆令吉）的资助金和2500亿欧元的贷款。

发达国救助力度大

早在3月16日，欧盟经济专员曾表示，欧盟政府担保及延期收税等资金额度将增至GDP的10%以上。

在英国，英国政府仅公共业务贷款一项可能超过1000亿英镑（约5400亿令吉）；中小企业延期支付税收金额将达300亿英镑（约1620亿令吉）；3月11日，英国财政大臣苏纳克宣布了价值300亿英镑的抗疫财政支出；英国财政部还承诺2025年中以前斥资6000亿英镑投资基建。大致算来，这些国家的抗疫救助计划的资金规模，占本国经济规模的比重从10%至40%不等。

各国出台抗疫救助政策的规模，虽然只是一个笼统的加总数据，但它反映了各国救助政策工具箱是否充足，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来应对更大的风险。

从上面的比较可以看到，发达国家救助政策的力度较大，一般都超过GDP的10%，一方面显示了何为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这些国家应对危机的政策思路：一定要用大力度的救助政策来稳住就业、稳住社会、稳住市场，然后才谈得上经济复苏。

中国储“弹药”拼经济

中国政府的抗疫救灾政策也拿出了不少的资源，但在力度上与发达国家还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在过去的分析中曾表示，一般评价认为，在全球央行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央行的政策力度并不大，可能是为了节省“子弹”，为未来的经济保留“弹药”。

但现在看来，可能存在一种情况是——中国央行并没有太多“弹药”，如果出台政策太快，央行可能陷入缺“子弹”的窘境。

这种情况可能不限于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领域可能也同样如此，政策“子弹”并不充足，尤其是考虑到中国的政府债务压力、企业债务风险、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巨大缺口，中国再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应对巨大的窟窿时都显得不足。

疫情之中各国纷纷出台货币与财政政策来应对危机，发达国家的政策工具一般都能占GDP的10%以上，中国的政策规模占比与之还有明显差距，这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国内政策工具箱并不充足。

未来全球疫情冲击如果持续恶化，对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将形成挑战。

安邦是一家马中经济与政策智库，在北京和吉隆坡设有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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