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法采取充分的预防遏制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传染之后，世界多国政府实施了瘫痪性的封城，解封后又挣扎着重启经济。这时，新自由主义的怀疑者已针对救济和复苏所须的赤字财政发出警告。

自从1930年代罗斯福和凯恩斯首次合法化赤字财政，并广泛使用在战时政府开支以来，它的改变甚少。

首先，债务财政通常牵涉政府借贷。对主权债务的较近期的理解，强调借贷来源（国内或国外）的可能影响，例如日本政府债务总额远远超出国家年收入的两倍，但由于大多由日本人在国内持有，因此不被认为是有问题的。

其次，价格管制（普遍或选择性）有利也有弊，且可能需要津贴。对提炼的天然资源实施价格管制，也让政府可获取资源租赁，以提高税收。

第三，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广泛使用的非传统货币措施，已迫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早期的货币主义者关于赤字财政的信条，即通过通胀向每一个人“征税”，也为现代货币理论给予意料之外的推动。

高估汇率打击通胀

最后，到海外旅游和购物、希望有强劲货币的精英，一直支持高估汇率。他们把强劲的货币描绘成国家骄傲的原因。毕竟，政府以国内货币收税，但是以外汇支付国际债务和进口。

不过，强劲的汇率仅提供一个暂时的解决方案，它使长期支付平衡的困难恶化，有利于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有利于进口商而不是出口商，此外还以储蓄为代价鼓励消费。增加进口提供消费，不是耗尽外汇储备，就是需要国外借贷。

高估汇率打击通胀的潜能有风险，因为不能无限期维持支付赤字的平衡。在过渡和发展中经济体，基于汇率的货币局和稳定化安排也同样有问题。

维持高估汇率的经济体，经常在后期经历严重的货币危机。

类似国家主义的发展理念和精英反对不力，让许多东亚经济体可使用低估汇率来阻碍进口和推动出口，并以成功的出口为条件，有效保护可取代进口的工业。

财赤源自民粹主义？

赤字开支被假定是对“民粹主义”需求的回应，通过利益群体的“分配性联盟”要求更高的薪资、廉价住屋、公共保健和免费教育。

无疑，无论票选与否的政权，都寻求“分配性联盟”的政治支持，因为那些政权通常缺乏意愿或能力来征收取足够的税收，以维持这种开支。

在最近数十年，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已成为赤字财政的一种涵义广泛的解释。

不管实际的开支模式如何，那些赤字财政表面上是要资助再分配性政府开支。赤字开支经常不是提供民粹主义再分配，而是提供非社会开支——“安全”（即军警）或物质基础设施，或贪腐。

这种论述暗示着政权不能抗拒再分配的需求，再分配可推测是保住政治权力和影响的代价。无疑，政府直接对所得和资产征税的能力已受到约束，有影响力的人士一般上较有能力逃税。

超支借贷导致危机

借贷后开支超出预算手段所导致的主权债务和财政危机，罕有是来自“过度”的民粹主义需求。预算赤字的实际原因经常是多重的，以及在历史上和政治上是具体的，而不是单纯因为政权屈服于再分配主张。

拉佛的供给面经济学主张更多投资和更少对富人征税，可推动针对累进税制的反革命，获得美国总统的背书。

尽管如此，对于所有方式的赤字财政，包括“共产主义”“计划经济”中的“软预算约束”，“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已成为默认的解释。

拉美民粹寓言

虽然拉丁美洲很少有真正的“民粹主义”政权，最著名是贝隆主义的阿根廷，但是“宏观经济民粹主义”已成为一个涵义广泛的术语，用来解释政府增加开支和列预算赤字的原因。

无疑，许多拉美政权从1930年代起追求可取代进口的工业化，用高关税保护“初创工业”。

不过，对比出口增长的减税优惠和津贴，高进口关税会让政府的税收增加而不是减少。

虽然从1980年起时任美联储主席沃尔克调升银行利率打击通胀，导致1982年拉美债务危机，但是后者再被误导性地主要归咎于之前的民粹主义宏观经济政策。

类似地，本世纪初，劳工党的巴西、广泛阵线的乌拉圭、科雷亚的厄瓜多尔和莫拉莱斯的玻利维亚，在人民幸福方面有显著改善，原因主要是大量制造就业机会，其次是“有生产力”的社会保护，而不是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所描绘的不可持续性转移。

新自由主义回魂

因此，1980年代起，宏观经济民粹主义成为赤字财政的默认、公式化华盛顿共识“解释”，以辩解各种方式的财政赤字，并合理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实施的政策，造成本区域出现“失落的10年”。

国际货币基金（IMF）要求短期的宏观经济（价格）稳定化政策，以对付经常失控的通胀。世界银行典型的中期“新自由主义”结构性调整政策，寻求自由化的不仅是商品和服务市场，还有此前由政府和国企提供的金融、劳工和社会服务的市场。

为过去的意识形态回魂，新自由主义评论家再次针对赤字财政发出警告。他们不承认在商业周期期间必须有一致性的反周期性财政政策，反而教条式地坚持短期的最低年度预算缺口、在下一年度财政平衡，而不管衰退的性质和持续时期。

金融危机后改革无效

过去10年的停滞是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后无法有效地改革。

冠病衰退无疑与近期的金融危机不同，并且必须有更果敢的货币、供给面和工业政策措施，来催化和持续经济救济、复苏和重组政策，以应对之前的弊病和解封后的不适。

这些危机为我们提供一个契机，可以做得更好，可以向前迈进。有很多事物可学习和发展，包括扬弃恰好让我们陷入困境的思维模式。对过去的幽灵进行驱魔，将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