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经常听到有人感叹或甚至谴责社会中的不平等，并总结以精英领导的诉求？

我们乐意设想，要是有资格、聪明的人，那些我们认为能胜任或能干的人（通常意味着比较像我们的人）来领导，那就好了，或者明天会更好。

自1960年代以来，全世界许多机构拥抱了精英领导的观念。

随着战后新自由主义理念使财富集中越来越严重，富人、权贵及其拥护者提出了各种“精英领导”变体，以合理化经济不平等。

反而是过去由家族成员经营的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越来越以资历、能力、胜任度和表现为基础，进行雇佣和升职。因此，精英领导被认为可使社会民主化和平等化。

讽刺的是，英国社会学家迈克尔·杨在1958年的反乌托邦讽刺作品《精英领导的崛起》中创造“精英领导”这个术语。

随着他原来的批判被否定为不再有意义，这个术语如今在英语的使用中没有迈克尔·杨原来的贬义。

它被精英领导社会哲学的支持者不加批判地拥抱，这种想法假设，影响力的分布是根据个人的智能和成就。

重视2核心美德

许多人重视精英领导的两个核心美德。首先，由于精英领导人的地位、收入和财富是因为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家庭管道，一般假设他们更能干和有效率。

其次，假设根据个人才干和能力“开放”精英阶层，据信与“公平竞争”相容和互补。他们通过提出“机会均等”，可能占据道德高地，但通常也小心强调，应以任何代价来回避“成果的平等”。

耶鲁法学院教授马科维茨在《精英领导的陷阱》中主张，不像他们之前的家族成员，精英领导人必须经常长时间努力工作，例如在医药、金融或顾问领域，以加强自己的特权，并传给他们的孩子、兄弟姐妹和其他近亲、朋友和盟友。

把精英领导当游戏

人们假设，精英领导可发挥最佳功能的时候，是有不安稳的“中产阶级”通过最大化他们排他性教育的回酬，一直努力获取、保留和强化他们的收入、地位和其他特权。

不过，让少数贫寒人士爬上社会阶梯的精英教育，其机会有时多、有时少。

财富可买到的特权教育，大多数中产阶级家庭不能负担，而大多数普通、政府资助和经营的学校已进一步落后于排他性的精英学校，包括有些由公共资金资助的精英学校。

最近数十年，较好和较差的公立学校之间的资源鸿沟也在扩大。

精英大学和私人学校仍提供培训和适应社会过程，主要给有财富、特权和管道的人的孩子。

巨额的捐款、模糊的入学政策和税务豁免，允许美国私立精英大学比公共资助的机构使用更多资金。

同时，技术和社会改变已使劳动力和经济体转型，极大地提高“最佳”机构在认知、归因和其他属性以及凭据上的经济回酬。

这些机构，尤其是大学和专业行会，仍有效地维持排他性和精英主义。

随着“精英领导人”占据教育大饼的份额越来越多，“学校教育”所声称的价值增加了，合理化了“人力资本”的虚假观念。

久而久之，精英领导不仅把精英转型，也越来越抑制社会流动性，而不是推动社会流动性。

加剧社会两极化

因此，虽然精英领导人乐意把自己看作旧“贵族领导”精英的反面，但精英领导甚至可能以不同方式增加不平等和进一步使社会两极化，而不是通过更大包容来“民主化”社会。

旧“贵族领导”精英通常无法确保自己的孩子受良好教育、能胜任和优秀，不过，通常以教育和相关凭证达到地位和特权的精英领导人，往往可以增加他们的重要性。

因此，精英统治制度看似开放包容、表面上以能力为基础，但已成为排他性的新手段。芝加哥大学教授拉詹认为，其原因在于数码革命。

不合理化引争议

由于凭证的获取合理化了高企的薪金不平等，精英领导人为自己的孩子获取更好的教育，已增加了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因此重新创造和永久保持不平等。

近期，公众质疑和反对高企的执行人员薪资、企管硕士教育、专业行会垄断联盟和劳工薪资不对等，反映出表面上的精英领导等级制度和不平等的不合理化也在增加。

催生悲观主义和绝望

在不平等上添加耻辱的是，精英领导理念主张，被排除在外的他人如果不是可忽视的，也是没有资格的。

当改革的选项缺乏中产阶级和精英的支持，在身分认同政治的时代中，越来越多被边缘化的人转向“种族民粹主义”和其他“公共”诉求。

毫无意外，他们反对教育和经济不平等和边缘化，批判对象是种族上的“他人”（无论真实、想象或“构建”的），经常把对方视为“外国人”，即使是本国人，也是“内部的异类”。

马科维茨主张，精英领导破坏的不仅是它自己，也包括民主和平等主义理念。

他强调，精英领导也伤害了新的“精英领导”和“专家领导”精英，他希望为了反精英领导制度的理想而雇佣后两者，也许反映了他重视有必要建立更宽广的包容联盟来达到社会转型。

“改革派点燃中产阶级的怒火，也触发精英的抵抗，煽动性政客和江湖骗子垄断和利用精英领导的不满。因此，精英领导的不平等引发的不仅是不满，还有普遍的悲观主义，处在绝望的边缘。”

技术创新强化中产阶级

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税收政策、其他奖励，甚至是冠病，都会鼓励把中等技术工人替换成自动化和高技能专家等，人工智能应用软件的使用增加也促成这一点。

其他替代方法是改革劳工市场以及税收政策和监管，以推动雇佣更有技能的“中产阶级”。

那么，新技术的引进者就有动机雇佣更有生产力、高收入的中产阶级。

更开放、包容和广泛的教育制度也会提供这种技术所须的劳动力。

因此，从校园到职场的过渡，以往易于增加不平等，如今可以被转型以减少不平等。

以相对较低的成本，使用不是完全培训的医生、但薪资和待遇更好的工人，可以较低成本和规模交付重要的保健服务，而且有成本效益。

这种创新会强化中产阶级，而不是破坏和侵蚀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