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各个经济体为应对2019冠状病毒病大流行而开始（实施）“封锁”政策的时间并不长，但感觉像过了上百年。

在危机初期，大多数人都认为经济只需要暂停一段时间，重新开放后就会快速反弹。花两个月仔细呵护、再加上大量资金（的支持），经济将继续高歌猛进。

听起来很吸引人。但现在已经到7月了，V型复苏可能只是个幻想。大流行后的经济很可能会萎靡不振，这一现象不仅是在那些未能控制大流行的国家（即美国），甚至会出现在那些（处理疫情）表现良好的国家。

国际货币基金（IMF）预计，到2021年底，全球经济规模将勉强超过2019年底，而美国和欧洲的经济规模仍将缩小约4%。

当前的经济前景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待。宏观经济学告诉我们：支出将会下降，这是由于——家庭和企业的资产负债表疲软；破产潮将摧毁组织化、信息化的资本；大流行演变难以捉摸、设计政策不知如何下手，政府只能采取高强度预防措施。

病毒视接触为征税对象

同时，微观经济学告诉我们，病毒似乎把包含人类密切接触的活动视为征税对象，如果人类要进行这些活动，就要付出健康等代价。

于是，病毒将继续推动消费和生产模式的巨大变化，进而带来更广泛的结构性转变。

从经济理论和历史中我们均得知，要应对这种转变，单靠市场并不够，尤其是考虑到这种转变是如此突然。

要把航空公司的员工转变成Zoom技术人员并不容易。即使我们能够做到如此，但那些正在扩张的行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远低于正在被取代的行业，而所要求的技能水平更高。

冠病加剧不平等

我们还知道，根据经济学家所称的收入和替代效应，广泛的结构性改革往往会造成传统凯恩斯主义问题。即使无（人类）接触部门正在扩张（这反映出其相对吸引力的提高），相关支出的增加也将被正在收缩部门收入下降导致的支出减少所抵消。

此外，就大流行而言，将产生第三种影响：不平等加剧。

由于机器不会被病毒感染，因此它们对雇主来说相对更有吸引力，特别是在使用相对非熟练劳动力的承包行业。

而且，由于低收入人群在基本生活用品上的支出比例比上层人群更高，任何由自动化驱动的不平等加剧都将是收缩性的。

在这些问题之外，导致悲观情绪还有两个原因。首先，尽管货币政策可以帮助一些企业应对暂时的流动性限制问题（就像2008-2009年大衰退期间那样），但它既无法解决偿付能力问题，也无法在利率已经接近于零的情况下刺激经济。

解决卫生情况才能复苏

此外，在美国和其它一些国家，对赤字和债务水平上升的“保守”反对，将阻碍必要的财政刺激。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非常乐意在2017年为亿万富翁和企业减税，在2008年拯救华尔街，并在今年帮助大型企业。但扩大失业保险、医疗保健和对最弱势群体的额外支持却是另一回事。

自危机开始以来，短期优先事项一直很明确。最明显的是，必须解决卫生紧急情况(例如确保提供足够的个人防护设备和医院容量)，因为除非病毒得到控制，否则就不可能实现经济复苏。

与此同时，保护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流动性（政策）以防止不必要的破产情况、维持工人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等政策，对于确保企业抓住机会迅速重启来说至关重要。

但即使这些要点显而易见，我们仍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我们不应该救助那些在危机前就已经在走下坡路的公司（比如一些老牌零售商），这样做只会制造“僵尸”，最终限制市场活力和经济增长。

我们也不应该救助那些已经负债累累、无法承受任何冲击的公司。

支持垃圾债券是错误

几乎可以肯定，美联储用资产购买计划支持垃圾债券市场的决定是一个错误。实际上，在这个例子中道德风险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例子；政府不应该保护受其愚蠢行为之害的公司。

绿色转型比减税好处更多

由于新冠病毒病很可能长期伴随我们，我们还有时间确保支出反映我们的优先事项。

当大流行到来时，美国社会因种族和经济不平等、健康水平下降以及对化石燃料的毁灭性依赖而四分五裂。

现在，政府开支越来越高，公众有权要求接受帮助的公司为社会和种族公正、改善健康状况以及向更绿色、更知识化的经济转型做出贡献。

这些价值观不仅应体现在我们如何分配公共资金上，也应该体现在我们对受助人施加的条件上。

我和我的合著者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指出，有针对性的公共支出投资——特别是在绿色转型方面，比起减税能带来更多的好处——这将是及时的、劳动力需求高的（有助于解决失业率不断飙升的问题）、刺激程度强的。

包括美国在内的国家，采取大规模、持续的复苏计划有着充分经济学依据，这些计划将稳住（或使它们更接近）其所宣称的社会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