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杰

中国与拉美的合作基于多边决策机制，有别于美国版本的单边主义全球化，规避美国单方面制定的规则以及贸易制裁和经济威胁，为南南经济提供另类全球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拉美九天之行被外长王毅喻为今年中国外交的精采收官之作，回顾今年中国外交大棋局中的数个亮点，全球南方的主题多次重复：中非合作论坛和中非命运共同体、东盟四国加入金砖＋、中印破冰边境撤兵，以及最新中国建设的秘鲁钱凯港开启、尼加拉瓜蓝田港签订建设文件。

钱凯港的开通甚至震动到即将重返美国总统大位的特朗普的过渡团队，特朗普的前拉美事务顾问Mauricio Claver-Carone建议，要对通过钱凯港的所有商品征收百分之六十的进口关税，但智利前驻北京大使Jorge Heine则对此嗤之以鼻，并说到：“这根本无关紧要，这些商品是直接运往中国的，这种狭隘的做法在区域内也并不受欢迎。”

这个例子很好地体现了南南合作的精髓，南方国家之间联通的附带好处就是可以绕过一切美国的中介，包括美国制订的游戏规则、以美元贸易的要求等，让美国再不能以贸易武器化打压他国，想制裁也没有办法。

太平洋新航道开通
方便各国寻发展新出路

太平洋新航道开通，南南合作的多边主义更加紧密，背后反映的不只是中国在抗衡美国在印太、亚太等不同框架之中透过设定组织规则以维系控制权的做法，更是面临不同发展困境的各国互相从对方身上寻找另类发展出路的过程。

已故委内瑞拉强人查韦斯在著名纪录片《革命不会被电视转播》（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elevised, 2003）中说到，他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全球化，而是当今的世界只有一种全球化的选择，那就是美国化。

原因是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形成单极霸权，既是游戏规则制订者，又是国际上的借款者，亦是全球最大消费市场，更是军力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还强力宣扬自身政治制度作为普世典范。

查韦斯补充说，要面对这种全球化，需要另一种全球化的选择。

而对拉美的国家来说，中国代表着恰恰就是另一种全球化的选择。拉美在上世纪错失了工业化的机遇，因为资源丰富导致决策者错误地只关注经济效益，追求扩大自然资源产业等静态比较优势的国际市场份额，疏忽于创造新的产业，一直陷入低价出售天然资源的恶性循环，现正亟需追赶工业化发展，需要中国的创新技术。同时，中国与全球南方在政治上比较相近，有条件持续发展多边对话，形成新的国际共识。

在拉美国家眼中，中国经历了美国自2018年来的关税战、贸易战及科技战，在被逼之下大幅提高自研技术，形成相对能够抵受美国制裁利器的独立技术系统，有能力支撑拉美多国的发展议程。

从这几年乌拉圭的《面向2050年的国家发展战略》或是巴西总统卢拉上台时所喊的“再工业化”，背后都需要中国绿电、生物经济、数字创新等先进技术。甚至部分拉美学者会认为，中国在拉美是直接抢了美国在当地的市场，在技术出口上与美国竞争。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针对拉美新一轮经济改革分析指出，透过分析拉美经济发展中有着“风向标”和“指南针”作用的联合国加拉经委会所倡导的政策，拉美现在新的“粉红浪潮”左翼政府将会借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数字化发展，如阿根廷的《生产计划４．０》、巴西的《人工智能国家战略》，也视绿色转型为其发展方向，并努力突破技术创新。

加强南南合作抗衡制裁

在巴西，“绿色矿业”概念逐渐流行，去年7月巴西西格玛锂业公司更完成了全球首单生产过程不需尾矿坝、净化用水不涉及化学制剂的“绿色锂”出口。

拉美国家还积极探索生物医学、工程和制药领域循环经济，强调追求可持续发展方案。同时表示拉美在发展过程中对于提升自身技术水平的要求。

除了是拉美在中国身上寻求另一种全球化的可能性以外，在特朗普回朝、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关税战再冒起的前景下，中国加深与拉美关系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从以往的“以欧美为主要市场，靠自身人口红利，承担世界工厂地位”的全球化模式转向为新的全球化模式，即是在规避美国制裁和经济威胁为前提下，将中国产业链以网络化形式伸向全球南方各国，加强南南合作，并以自身技术和工业水平优势融入到当地生产体系，透过造福国际社会将中国的经济成就与全球发展议程捆绑在一起，使经济制裁手段无效。

建基于南南合作的新型全球化正在今年涉及亚非拉三洲的南方国家合作中取得多项突破进展，其特色是按照多边主义的共识制决策，重视南方国家之间的和解和对话，体现命运共同体的精神。相反，在上一波全球化中获得成功的欧美国家却已经完全抛弃贸易全球化的信念，以保护供应链、保障消费者等借口准备在全球范围打击中国资本。

香港抓紧拉美经贸机遇

同样于上一波美国主导的全球化下获得巨大经济成就的香港，亦有在今次的南南会议盛事中现身，香港特首李家超到秘鲁出席APEC峰会，为香港开拓南美市场机遇。

会议期间，香港与秘鲁签订自贸协定，李家超指秘鲁是香港在拉丁美洲中的第五大贸易伙伴，签订自贸协定有助香港打入秘鲁这个具发展潜力的市场，另外亦会探讨和“太平洋联盟”（由秘鲁、智利、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组成）商讨自贸协定，进一步开拓在拉丁美洲的新增长点。

在香港经济黄金时期，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比今天低很多，当时香港透过成为西方资本和技术进入中国的窗口，就可获取暴利。

而在新的南南合作全球化运动之中，香港亦逐渐适应未来发展的趋势，成为接驳中国投资和技术至全球南方的桥梁，如透过加强建立开拓拉美商机的平台，同时为全球南方发挥集资平台的角色。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