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宇翔

北京学者田飞龙认为，2020是香港“一国两制”转型年，反修例运动暴露香港高度自治的缺陷。他也解释了国安法保释、民主派初选等的法律问题。

2020是香港政治格局起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一年，随着冠病疫情恶化，街头上活跃的黑色骚乱也渐渐退潮，与此同时，国安法、国安公署石破天惊地在7月1日被引进到香港，反修例相关的大案逐一开审，反修例运动活跃的民主派、港独派领袖流亡海外……这一年注定是香港历史转折的一年。

《亚洲周刊》为此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太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回顾2020的政治得失，也解释了近来关于国安法保释、泛民主派初选的法律问题。

以下为采访摘要：

法官对国安法认知不足

问：国安法的保释问题在香港引起了争议，尤其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案，各方交锋剧烈，你怎么看相关的法律解释？

答：黎智英保释案一波三折，根本法律问题在于国安法的“审慎保释”条款与普通法的“自由保释”规则的关系问题。

国安法第42条规定国安法官处理保释申请时应当比一般案件保释裁量更为严谨，需要有充足理由相信嫌疑人不会继续危害国家安全，实际上确立了“不保释为原则，保释为例外”的特殊保释制度，以确保国安案件审理的严密性与诉讼进程的顺利开展。

香港高等法院李运腾法官遵循的是简单的普通法“自由保释”规则，对国安法条款的考虑仅限于增加保释条件与弃保成本，以为这就满足国安法要求了。

李法官的法律错误在于：其一，未能提供充足理由证明黎智英不再从事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其二，未能审慎考量保释条件对黎智英而言是否真正构成弃保潜逃的严格限制条件，从而有放纵犯罪的嫌疑。

此案暴露出香港国安法官对国安法的立法原意与制度主旨仍有相当的认知空白甚至误解，其法律业务资格和能力存在短板，需要进行司法补课与进修，可以由终审法院引入针对国安法官的国家法律培训计划，使国安法官对我国宪法、基本法与国安法有内在的理解和适用能力。

批评者外部霸凌法治

问：关于泛民主派初选是否非法的问题，同样引起争议，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也认为初选没有问题，关键在于“揽炒十部曲”，你怎么看？

答：2020年7月的“非法初选案”之法律疑点在于：其一，香港并无“初选”制度安排，选举行为属于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实际组织方案类似一种“民间公投”，有关选举工程需严格按照香港选举法进行，反对派的初选安排并无法律依据，其涉嫌触犯选举法规，造成选举不公和选举舞弊；其二，反对派初选操作被视为（前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所谓的“真揽炒十步”之初始步骤，以夺取立法会控制权及实质性瘫痪立法会宪制秩序、破坏行政立法关系为最终目标，既违反了基本法上有关立法会和行政主导的制度条款，也违反了香港国安法上有关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条款；其三，警方行动只是国安执法的常规动作，不代表所有被捕人士都会被检控定罪。

批评者基本上是立场与意识形态先行，凌驾香港法治和执法权，干预香港警方执法行动，本质上属于对中国香港事务的非法干预以及对香港司法独立与法治的外部霸凌。

“爱国者治港”遭挑战

问：总体来说，2020对香港有怎么的历史意义？

答：2020是香港“一国两制”的制度转型之年。经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香港高度自治的缺陷、香港社会对国家的离心暴露无遗，“爱国者治港”遭严重挑战，倒逼中央采取“全面管治”策略，“全面管治权”从2014年治港白皮书的法理论述转向了具体化的制度实践。

问：“一国两制”在2020年是否走到非转型不可时刻？国安法的订立对香港有怎样的影响？

答：对香港与世界而言，香港国安法是一个意外事件，不符合它们自以为是的“一国两制”规范状态。

它们要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式的放任治理，近乎完全自治。它们希望维持香港与西方世界的完全一致性，它们完全没有理解和适应“一国两制”带来的香港新宪制秩序中的国家定位与国家权威。

随着运动高潮退去，中央依据宪法和基本法强势进场，承担起“一国两制”基础立法者、最终守护人的宪制性责任。

“两制”游离转“一国”主导

中央制定相关国安法的最主要法理根据是，国家安全属于中央事权。在这一点上，英美议会、香港大律师公会持有截然不同的意见。它们的目标正在于维持香港“不设防城市”的法制状况以满足香港反对派和外部势力勾结夺权的政治需要。它们如此设想，亦如此行动。

但反修例运动证明了自治短板，举世唯有中央能够正当且有效承担起国安立法责任，立法这标志着“一国两制”的内在转型：从“两制”游离转向“一国”主导。尽管香港国安法与23条立法平行存在，不取代后者之地位和作用，但亦不依赖和受制于后者，中央开始掌握香港国家安全事务的法律主导权。

不仅如此，中央立法还直接设定了驻港国安公署，这是中央第4个驻港机构，也是第一个具有落地执法权的机构，完全改变了香港国家安全执法体系的薄弱态势。

“垃圾外交”损中美关系

问：2020的香港内乱得到一定程度控制，外部制裁又将使香港带向何方？

答：国安法威慑下，美国一方面撤退人员、转移资产，另一方面以本国立法启动涉港长臂制裁。2020年7月15日，特朗普签署《香港自治法案》对香港实施制裁，分为人员制裁和金融制裁。在8月初有过第一批涉及香港与内地官员的制裁名单，近期又公布了对中国14位副国级领导人的制裁名单。

特朗普在败选后的权力交接“垃圾时间”里推行“垃圾外交”，不仅给拜登政府挖了政治深坑，更关键的是进一步损害中美关系并对美国长期利益造成严重破坏。

问：展望未来，香港民主发展仍有希望吗？会往哪个方向发展？

答：当香港民主规矩崩坏，激进社运不断裹挟立法会，反对派议员充当香港宪制秩序之敌，香港由乱返治绝无可能，政府施政和经济民生陷入困顿。11月11日则就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作出专门决定，特区政府据此DQ（取消资格）4名不合格议员并引发反对派议员所谓的总辞。议员资格的决定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法律化，在香港“一国两制”实践历史上意义重大。

但香港建制派如何扮演“制约”与“支持”政府的双重角色，以及展现民主代议的论述和行动能力，是一个全新的政治课题与挑战。与民主规矩确立相关的是，大湾区建设的提速及深圳新改革的加码。“一国两制”仍是中国长期国策与制度安排，其制度红利仍有待挖掘。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