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宇翔

1947年发生的“二二八”事件仍然是台湾人心中的十字架，国际普遍标榜“转型正义”的要义，但“二二八”的“真相与和解”至今仍难以在台湾落实，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被自己标签为“东厂”，成为现实政治的斗争工具。“二二八”的“真相”被各种另有政治目的的谎言掩盖；“和解”则是有意地隐去不提。随着年月过去，“斗争与清算”反而成为民进党主导“转型正义”的重心，引起警惕。

二二八事件过去了74年，今年并非华人特别重视的逢“五”、“十”大，但在台湾蓝、绿对抗紧张，尤其是总统蔡英文执政后“国安五法”订立，假“防卫型民主”之名的政治低气压在台湾上空盘旋，使“二二八事件”在今年的舆论场活跃非常。

作家杨渡在面簿上近来则每天连载关于“二二八事件”的文章，前总统马英九出席“二二八”纪念活动被台独组织“台盟”抵制，凡此种种，说明了“二二八”仍然是台湾人心中的十字架，国际普遍标榜“转型正义”的要义，“真相与和解”至今仍难以在台湾落实，“二二八”的“真相”为各种有政治目的的谎言掩盖；“和解”则是有意地隐去不提。

随着年月过去，“斗争与清算”反而成为民进党主导“转型正义”的重心。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也在4年前通过了，并在2018年正式成立“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

这些年过去了，台湾是变得更团结，放下仇恨，人与人能相拥着说，“我们有了真相，有了和解”，还是变得更加撕裂，斗争与清算无日无之，人人自危，私下耳语着，“今天他被查水表，明天会不会轮到我”？

民进党步国民党后尘

以上问题，相信所有台湾人都有沉重的答案，促转会“东厂”的名号在深入民心，更可笑的是，“东厂”之名并非出自国民党喉舌，而是出自促转会副主委张天钦之口，鬼拍后尾，自己招认。

哲学家尼采曾说：“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

如今，自诩与威权战斗的民进党政权却渐渐步上国民党后尘。

“转型正义”的应许之地（The Promised Land）是带来“真相与和解”，将被污名化的人平反，将加害者的罪孽加以算清。在既有的人道灾难之下，作出补救，带来“修复式正义”。

曾为台湾民主、自由浴血奋战的施明德也在2015年说：“转型正义的宗旨是在和解，不是斗争。

和解是台湾唯一的路！恨是心牢，有恨的人不会快乐，有恨的国家没有未来。”

台湾的“转型正义”也非自民进党执政开始，国立政治大学教授、曾在民主进步党任职文宣部主任的陈芳明也承认，国民党政府在1980年代已开始了民主化，最晚在1990年代开始了对“二二八事件”的道歉、赔偿。

长风文教基金会董事长、曾任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的江宜桦就说：“威权政党（国民党） 本身是在丧失政权之前，就已经开始从事转型正义的工作了。这一点与其他国家比起来，也显得相当特殊。”

在台湾谈“转型正义”决不能离开了台湾“民主转型的脉络”，陈芳明也说，“民进党绝对不是革命政权，而是以争取选票的方式继承国民党的法统”，“民进党并不是‘推翻’国民党，而是‘继承’国民党而取得权力。

民进党的合法性不是自我形塑的，而是经过国民党政府的加持”。

若由始至终，民进党为选票操作选票，不愿承认‘中华民国’对台湾历史的贡献，不正视‘中华民国’法统，不接受与国民党和解，那么台湾的“转型正义”就永远无法到来。

民进党操作的“转型正义”神话被戳穿的一天，说谎言的人也会付出沉重代价。

被误读的转型正义

“转型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是个舶来品，必须回归到原本的脉络，才能理解转型正义的真实意义。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CTJ）的创立成员比克福德（Louis Bickford）就说转型正义是“一个原先不民主的社会，如何处理过去所发生的人权侵犯、集体暴行、或其他形式的巨大社会伤痛，以建立一个比较民主、正义、和平的未来”，是从威权社会转型为民主社会后，弥补社会伤痛的过程，而目的是达到社会的民主、正义、和平，这才能被称为“转型正义”。

国际上常说的转型正义有两种模式，一是二战后的“德国模式”，通过纽伦堡大审判清洗纳粹党，继而建立以宪法为武器的民主的防御机制“防卫型民主”（Defensive Democracy），防范极权、威权的复临；二是南非的“真相与和解委员会”模式，和“德国模式”不同，南非的“民主转型”并非单纯由威权转变到民主社会，也包括了“去殖民地化”，包括了对殖民者及其帮凶的清算。

“真相与和解”模式核心精神在于“以真相换取和解”，这也是现今转型正义的一个主流，也在台湾邻近的东南亚各国经常被使用。

很遗憾地，蔡英文在2016年的就职演说曾承诺要在总统府之下成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但事至今日仍未有结果，达至社会的“修复式正义”仍遥遥无期。

要谈“转型正义”，自然要谈“二二八事件”里国民党的过错始能给予恰当的声讨、平反、反思。

经过数十年长足研究，其性质已经比较明确，年份在1947年，导火线是缉捕私烟的警察暴力执法，打死贩卖私烟的40岁寡妇林江迈，继而引起众怒，触发大规模示威。

长年关注“二二八”的作家蓝博洲也曾说：“理解‘二二八’显然不能忽略作为人民民主运动主流的日据以来的台湾左翼运动。”

究其根本，国民政府在南京搞“五子登科”的余绪延至台湾，管治腐败、无能，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带头囤积米粮，甚至强行征收民间余粮，致使民怨四起，带来严重的阶级矛盾，使热盼回归祖国的台湾人民寒心，这都是事实，却无涉省籍身分矛盾，更无关台独。

本质上是国共内战的延续，国民党的清洗、镇压主要是清共、剿共，旨在将中国共产党台湾工委的势力根除，台湾工委的线人、关连者们自然也成为“白色恐怖”的受难者。

反抗剧烈者具中共背景

“二二八”事件里反抗最剧烈者多半也是具有中共背景，例如台中抵抗最久的“二七部队”领导者谢雪红、台湾自治联军的张志忠、许分等人都是中共党员，更不用说中共的台湾省委书记蔡孝干，日后投靠国民党，官拜少将，有了他的协助，国民党才能抓捕更多人民，将整个日殖时期的共产党网络一网打尽。

至于受难者，例如出身麻豆林家的林书扬、前年过世的陈明忠都是“左统”派人物，即便不是左统，不少也怀有着社会主义的改良理想。

蓝博洲也说：“那些参与‘二二八’斗争而幸存的台湾青年，大多经历过热烈迎接台湾的光复，到对陈仪接收体制的腐败和独占忿然抗议，继之投入1947年2月的人民蜂起，再经蜂起全面溃败的绝望、幻灭与苦闷，然后在当时全面内战的中国的激烈的历史中，找到新的民族身分认同的思想历程。”

“二二八事件”死伤人数众说纷耘，由一千到数万人不等，但可以肯定的是死伤者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加害者既有外省的“高雄屠夫”彭孟缉，但也有外省人财政处长严家淦被本省暴动民众追打，而被雾峰林家族长林献堂所救的感人故事，更有许多外省人被本省人救助，或与之相反，本省人为外省人救助的故事。

归根究柢，“二二八”及其后的白色恐怖还是国共内战和世界美苏两大集团“冷战”的结果，被誉为“台湾鲁迅”的作家陈映真在1987年的《人间》杂志“二二八”专辑《啊！台中的风雷》就写到：“这些原因的背后，其实还有世界和中国现代史的原因，那就是19世纪以来东西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是日清战争和第二次中日战争…国府固然要为‘二二八’和其他动乱‘负责’，但在现实上，只说清廷或国府该不该对近代中国内外交煎的苦难负责，恐怕不足以全域性地讨论问题了。”

谈转型正义去历史脉络，能带来真正的历史反思吗？

去污名化新污名化

“转型正义”的要义之一在于将受难者“去污名化”，将其“匪谍”的称号去除，并加以平反。

尴尬的是，民进党政权在2020年通过修订《国安五法》、《反渗透法》，旨在打压异见分子，主张“一国两制统一”的新党发言人王炳忠就曾在2017年因涉及违反《国家安全法》被捕，将“提防匪谍”、“反共救国”的白色恐怖思维复辟。

在“二二八事件”的平反问题更出现尴尬的情境，拿到政府赔偿金的“受难者”名单中，至少有30多名与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的名字是完全一样。

在“泰源事件五烈士”上，施明德也批判促转会：“中国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碑上，把真正为台湾独立浴血而亡的江炳兴等5位先生奉为烈士英雄纪念，你们还有脸斥责中国！？民进党政府不礼敬他们，竟还敢调侃中国礼拜他们！为政治效劳到如此低级，这又是一个什么独立机构？”

民进党像患精神分裂症

台湾文史工作者徐宗懋也曾撰文《转型正义空忙一场》，指出台湾转型正义的矛盾：“转型正义必须厘清，如果被枪毙和监禁的人是冤枉的，或仅是因言贾祸，当然要平反和赔偿。但如果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和外围组织分子也被界定为政治迫害，便产生立即的疑问，今天何必抓共谍呢？”

又要为当年参与“二二八事件”死难的共产党员平反，借着共产党的鲜血作为民进党政权的基石，执政之后，又要急不及待地标榜“反共救国”、“提防匪谍，人人有责”，就像是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样。

“二二八事件”60周年纪念之际，立场倾向台独的陈芳明也忍不住在《转型正义与台湾历史》一文里写到：“台湾民主运动并不滥觞于党外运动。

1950年代以降，就有无数的地方领袖与乡绅以无党无派身分投入选举运动，却因此遭到国民党的诬衊，判刑的判刑、入狱的入狱……然而，其中除了少数几位被视为历史明星之外，其他先驱早已被民进党划入遗忘的行列。建立在这样的历史失忆症之上。

民进党刻意把自己形塑成为民主运动仅有的奉献者。事实上，即使是历史明星如余登发与黄信介，也渐渐遭到追逐权力的民进党淡忘。

转型正义七部曲

美国法政学者墨菲（Colleen Murphy）在《转型正义的概念基础》（The Conceptual Foundations of Transitional Justice）里则指出，转型正义基本上是关于不同种类的正义与不同道德要求之间妥协。

国立政治大学政治系教授叶浩则归纳为：“转型正义严格说不是‘一种’正义，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底下，必须在司法正义（对个人究责）、分配正义（因为涉及补偿或赔偿，需要动用国家资源）、代间正义（例如党国时期的特定公务人员享有相较于民主化之后公务人员的优惠存款利率）之间，以及人权、原谅、和解等诸多道德价值之间，做出权衡。”

“国际转型正义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ransitional Justice, ICTJ）根据他们协助处理各国转型正义的经验，学者江宜桦将其疏理如以下七部曲：

1）真相调查

2）起诉加害者

3）赔偿受害者

4）追思与纪念

5）和解措施

6）制度改革

7）人事清查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