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宇翔

近10年来，香港政治不断走向激进化，从占领中环演变为2019年的惊天暴动，香港青年似乎被冠上反抗、暴力的标签。尽管在国安法颁布后，香港激进政治终于划上休止符，但潜藏的躁动、不安却远远未有消去。

黄裕舜（Brian Wong）是近年香港活跃的评论人，文章见于《信报》、《南华早报》、《外交政策》，兼擅中、英文写作，是香港90后最活跃的专栏作者之一。黄裕舜坚持改革派的路线，让他在同辈中显得卓尔不群，也因此备受冷嘲热讽。

黄裕舜是牛津大学政治哲学博士生，尤其对威权政治具有浓烈研究兴趣，言谈中旁征博引中西思想名家。尽管身在学术界，黄裕舜始终心怀庙堂，期望将所学用以政治实践，为香港政治找到破局之道，以及中国、中华在世界的定位。

以下为采访摘要：

问：你在海外有遭到过种族歧视吗？

种族歧视源于他从心底产生的不安和恐惧所导致，对于自己没有安全感。作为种族主义者，只需要投射你的恐惧在他者身上，恐惧自己被取代和超越，这种恐惧感是以优越感形式呈现。

我在英国时，每个星期都会由牛津坐火车到伦敦伊顿公学教辩论，去年年初疫情爆发之初，穿着大衣在由牛津到伦敦的火车上，全车里的人看到我都走避不及，其中一家人看着我，感到很害怕，但我没有理会就坐下，然后就有人问我：“你有中国病毒吗？”然后我就呆了呆，就答他：“你有‘脱欧’病毒吗？”结果对方哑口无言。

在去年2月，我到了克罗地亚，有白人男子扯我衣服，在远处向我吐水，骂道：“滚回中国”。

这两件事，都代表种族歧视是很“平庸”，在日常发生的事，好人、坏人也可以有种族歧视。种族歧视不单会以种族清洗的形态存在，也会平凡地发生，像香港指责南亚人假难民、欧洲指骂回教徒，都是日常化的事情。

问：政治哲学让你怎样反思欧美种族歧视现象？

有几个层面可以探讨，第一，西方人认为中国要么不会取代自己，要么就彻底地取代，没有中间路线。一就像章家敦，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二就是白邦瑞《百年马拉松》，非常恐惧中国。第二，西方在经济上，视亚洲人作为技术人才，不会把亚洲人当成领导人才。第三，西方人不会反思自身系统性问题，但责怪中国人就让问题变得简单。就像香港，许多人都叫政府官员下台，但没有人反思什么因素让他们走到这个地步。

问题根本在于他们不会反思制度和结构，只会反思个人。这就是弗洛依德所说：“人过了口腔期，就到了厌恶期。”厌恶期就是要排除所有的外来物体。

问：你当初从政的动机是怎样来的？

作为学者、知识分子、文人，必须贡献社会，不单只是通过文字，也包括倡议、行动。香港是一个“行政主导”的社会，但我这么说，并不代表我们要组党、组派去进行选举，这倒是没有关系。选举是一条路，但不是唯一的，例如参与行政体制、调研机制，包括与国家做交流，都可以贡献于公共服务。学者要参与政治，但不代表要盲目迎合民众，将自己所说的话埋没良心。

问：也就是说不会组织“先锋党”？

朋友里有人像我一样“参而不选”，或想选的，但我觉得有容乃大，都没有关系。香港现时不需要一味强调路线纯洁。应该有人去选，有人做倡议，有人要帮国家，要化解矛盾，每人也有自己角色，但不能相互混淆。若学者跑了去做追求点击率的意见领袖（KOL），那就有问题了。我最反对的就是学者“KOL”化，学者要参与公共讨论，但不是被民众牵着鼻子走，学者要引领舆论，我们要他们聆听，而不是要去说违心说话。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