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盛开的玫瑰淌血》上篇

独家报道：梁慧芳、黎添华

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变形记》里，菲洛墨拉被姐夫忒柔斯强暴后，舌头也被狠狠地割下来。

作为报复，菲洛墨拉的姐姐亲手杀了自己与忒柔斯的孩子，做成饭给后者吃，然后姐妹俩展开逃亡。面对忒柔斯追杀，无助的两人向天神求助，岂料，3人顿时变成飞鸟，其中没了舌头的菲洛墨拉就化作夜莺，暗喻着说不了的真相只能在夜间传唱。

看回现实的今天，“老师开强暴玩笑”、“老师检查月经”、“同学威胁强奸” “等事件频传，强权打压禁口也不啻一刀刀地割着指控者的舌头。

让我们倾听夜莺的啼泣……。

尽管我国推广性教育多年，两性平等观念高涨，但性侵与性骚扰事件却不曾停止，加害者不会因为年龄或身分而不同其中年轻人经常被指因“无知”“冲动”“好奇”而犯错，但这不意味着成年人就不会是加害者。

马来西亚性学会理事长吴启铭接受本报访问时指出，很多时候加害者会做出这些举动除了是因为性外，一些是无法控制自己的需要/欲望、或彰显权力、有的则借此宣泄情绪，其动机也不一定就是性。

他表示，最近多起事件都被指发生在我们原以为安全的校园，而被指加害的则是老师与同学，所以才对我们的认知带来很大的冲击，但这也警惕了我们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类似事件，谁都可能是加害者。

“其实‘狼’无处不在，不会因为有性教育就不存在，只是性教育系统完善且普及的国家相对较少案例。

吴启铭也是性教育与性咨询师，他发现，过去我们的教育往往只教导我们不要成为受害者，却鲜少教导我们为何不应成为加害者。这方面的真空，他主张应正视及教育。

另一个关键是，他发现很多时候加害者往往会以为自己和受害者的地位，足以让他们做出上述行为。比如，老师以为自己可以和同学开这样的性玩笑，或者同学认为他们可以以性来威胁自己的朋友。

“这些自以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他认为，由于大家对性的开放程度不一，因此任何人在涉及性课题上，必须得更敏感。

强权欺压霸权打压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成员蔡福花也发现，很多时候加害者往往仗着男性强权主义来欺压女性，甚至认为一些玩笑或举动是无伤大雅的，殊不知这可能对受害者带来永远的伤害。

她指出，在男女不平等的社会脉络下，男性比较霸权强势，因此女性很多时候成为嘲笑对象，甚至凌辱发泄的工具。

这看法印证了亚洲某国过去发生的多宗悲剧，在该国，国际媒体报道了女性及小孩被轮奸、甚至遭奸辱杀害的案件屡见不鲜，在在反映该国的社会氛围是何等地歧视弱势，尤其是社会阶级较低的女性。

其中干案的多为男性欺压女性、年长欺凌年轻、种族性阶层施暴阶低贱群体，这无疑反映出权力结构上强势欺压弱势的一面。

类似的不平等欺压也发生在同性之间，蔡福花就以台湾叶永志案件指出，较女性化的叶永志在学校遭到欺凌，最后被发现浴血学校厕所中。追根究底，种种性别上，或性相关行为上的欺压，都是一种强权欺压弱势的表现。

“最扯的是，背后整个文化与强权机构究竟如何应对这些件事？我们选择静默？息事宁人？还是严正看待此事？”

网络性骚扰严重

也是台湾性学会认证合格教育讲师的蔡福花就指出，性侵与性骚扰在进入社媒时代后将更严重，主要是因为10岁至18岁的小大人在探索性的阶段时，成熟度不够，无法很好地过滤网络接触的讯息，因此很容易成为不尊重异性的加害者。另一方面，这些人也很容易成了下手的对象。

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线下类似事件频传，但目前线上的性侵与性骚扰也不少，危险性也更高。

她表示，社媒盛行的今天，视频、照片、直播、偷拍等，已成为加害者的手段，这无疑直接把性侵与性骚扰演变成何时何地都会发生的悲剧。更甚的是，由于网络上可以匿名，因此这对加害者干案带来了更多的“屏障”。

“网络时代，它无孔不入，我们甚至连加害者是谁也不知道，最终可能查无此人。”

据悉，目前市面上就因为性爱视频能卖钱，不法分子便开始进行偷拍或直播截图来卖钱，甚至进行勒索，大大加剧了网络性暴力的可能。悲哀的是，长期沉浸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更可能会荼毒青年，让他们认为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本报2记者曾是受害者

息事宁人没举报

整体大环境让加害者对性玩笑，抱着“寻常不过”的态度外，社会氛围则是令受害者不敢站出来的原因。

撰写今次专题的记者都认为，自己曾是性骚扰受害者，其中梁慧芳分享16岁时期因身体不不适去看中医的经历。

“中医师说要进行推拿，怎知推拿时触摸到我的胸部，我感觉不是推拿，是性侵犯。

“后来我将此事告知大人，他们只说：以后再也不要去看这个医生了。但并没有带我去举报，就息事宁人。”

19岁时，梁慧芳到诊所求医，外表斯文的医生将手伸入其胸部，然后说：“这是一种放松作用”。

“没人告诉我，遇到性骚扰时需要报警，我也从未跟身边人倾诉过这些事，只有默默承受性侵犯所带来的心灵伤害，当时社会也没有给我勇气报警。”

她认为，社会对“性教育”的讨论也较为保守，因此鼓励受害者举报的风气很少。

遭受访者动手动脚

女性遭遇不测外，男性同样也是受害者。黎添华在大学第二年到地方报馆实习时，在采访一名裁缝业者时，遭一名受访者动手动脚，甚至强拉进更衣间，所幸抵抗一轮后脱险。

他向主管反映，主管随口安抚，但没进一步举动，同事则只笑说“或许是你样子白白净净的关系”，没有人当是一回事。

“大家似乎认为男性被骚扰后能自己坚强爬起来，但现在想起来，若我们当时采取行动，至少现在社会可能少了一个累犯。”

受害者难启齿

蔡福花就认为，除了现有机制被指无法让受害者在有安全感下举报外，社会文化背景脉络也是有关系的。

“对于部分友族来说，他们得面对民众检视的眼光，要举报很不容易。华人方面，传统文化里对性事难以启齿，加上华人注重‘以和为贵’，要说出来也有挑战。”

不仅如此，一些涉及亲人加害的案件上，部分受害者会自责、或基于爱对方、考虑到亲情家庭，不想破坏关系，而对‘大义灭亲’存有心理压力。这也是为何，越是涉及近亲的案件往往也就更难揭露。

若加害者是一些较有权力地位的人，受害者更难说出口。自称相信已多次遭遇此事的梁慧芳就表示，由于对她下手的加害者都是‘专业人士’，因此她认为就算当年说了出来，也不一定有人会相信她。再来，那个年代，社会对遭受性骚扰或性侵犯的女人存有偏见，甚至会形象全无，所以社会普遍认为最好还是不公开不举报，而多数受害者也只能默默承受。

法令不健全  举报有难度

除了上述原因外，吴启铭也点出一个关键：法律不健全。

他指出，性骚扰成立与否不是在于加害者的动机，而是受害者的感受，也因如此，它很难被定义，甚至导致受害者即便举报了，加害者很可能也能以‘开玩笑’‘闹着玩’等说辞脱罪。

“比如，我称赞你‘你的胸部很丰满’，喜欢的人觉得是称赞，但若被称赞的人觉得不舒服，才算是性骚扰。”这还得建立在受害者有没有证据和证人的前提下，才能治罪，否则一切都可能被视为是一种单方面说辞。

尽管目前在刑事法典里，有和性骚扰有关连的刑事罪行条文，但由于仍有模糊地带，所以民众要举报也有一定的难度。

不难发现，就算许多受害者并没有像《变形记》里的菲洛墨拉般被断了舌头，但现实却令他们形同没了舌头的夜莺，而加害者因此慢慢成为累犯，多年来演着永不落幕的一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