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19日讯）二十余年来，中国科技公司纷纷湧入美国股市，因为那里的监管环境友好，且有庞大的资金池渴望投资于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现在，涉及价值2兆美元数百家公司的这股洪流，似乎戛然而止。

在长期的行业观察家看来，北京7月10日公告，要求几乎所有试图去国外上市的企业都需要先取得网络安全监管机构的批准，这无异于给中资公司赴美国首次公开募股（IPO）敲起了丧钟。

“在五到十年内不太可能出现任何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除了可能有几家进行第二上市的大公司，”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吉勒斯说。

此前尽管监管机构表达了反对，但是滴滴仍然推进其在纽约的IPO，中国的打压随后而来，且已经在市场上发出冲击波。一项衡量在美国交易的中国股票的指标，已从近期高点下跌近30%。

对于尚未上市公司的投资者来说，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拿回自己投资的不确定性加大。正准备迎接利润丰厚承销费的华尔街公司将空欢喜一场，而香港势将受益，因为中国公司正在寻找离家更近的替代场所--而且政治上更安全。

美国市场对中国公司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为过。第一波开始发行美国存托凭证（ADR），这种凭证允许投资者持有海外股份，始于1999年。

从那以来，400多家中国公司选择在美国交易所进行第一上市，筹集了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包括该国大部分的科技公司。它们的股票后来受益于历史上最长的牛市之一。

始于网络泡沫时代

在网络泡沫时代，总部位于香港的网站运营商中华网于1999年在那斯达克上市，开风气之先。这家公司上市首日飙升236%，使创始人和支持者致富，并向中国互联网公司展示了一条通往外国资本的途径——如果他们能设法绕过中国政府严格监管的话。

与香港对公司的经营自由放任、对公司融资几无规则不同，中国内地的私营企业面临的障碍要高得多。许多行业，尤其是敏感的互联网行业的外资所有权受到限制，而赴海外上市则需要获得中国国务院的批准。

为了绕过这些障碍，在可变利益实体/协议控制（VIE）的形式中找到了妥协，包括滴滴和阿里巴巴在内的大多数ADR使用了这种复杂的公司架构。

现在已经私有化的新浪在2000年率先采用了VIE架构，在此种结构中，中资公司变身外国公司，其股份海外投资者可以购买。尽管在法律上不稳定，难以理解，但事实证明，这种解决方案为美国投资者、华尔街和中国政府所接受。

纽约IPO申请仅需数周

说回中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使其股票市场现代化--中国的股市在中国共产党主政之后关闭，直到1990年才重新启动。

2009年，中国在深圳推出了那斯达克式的创业板。在2013年成为国家主席的习近平领导下，对外开放的力度大大增加，包括与香港的交易所交易连接，允许外国投资者直接购买内地股票。2018年，中国开始了一个试点计划以与ADR竞争，但效果不彰。

最激进的一步出现在2019年，当时上海开设了一个称作科创板的新市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繁文缛节，首次允许未盈利公司在境内上市，并取消了首日价格波动的限制。它还取消了不成文的估值上限，该上限迫使公司以不高于23倍的市盈率发行股份。

但是内地交易所还是不允许双类别股权架构，这种架构在科技公司中很受欢迎，因为它们赋予创始人更多的投票权。香港在2018年引入了这种架构。

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环境，使中国科技公司能够在国内成功上市，减少对美国资本的依赖。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后期，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这种需求变得更加紧迫。特朗普出台了严厉的新规定，意味着如果中国公司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提供财务信息，它们可能会在几年后被踢出交易所。

虽然在香港的第二上市增加，但中国公司仍然更喜欢纽约，因为那里处理IPO申请需要数周、而不是数月的时间。中国严格的资本管制意味着国内交易所无法在流动性和高得多的估值方面与纽约竞争科技公司。仅今年以来，中国公司已通过在美国的首次发行股份筹集了130亿美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