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启城 （由“文桥”供稿）

1950至1960年代，砂拉越的黄启城从派报童、“路边社”记者，再到政治部召见的共产报记者——见证《诗华日报》《新民报》《砂拉越晚报》《越声报》兴衰起落。而今以86之龄，出版了他的《恩典不削弱，留痕犀鸟乡——农村、木山与神的家》——看一个神恩覆盖的年代。

 (以下是摘录书中部分之一)

 

我个子小体弱多病，在农村里被讥为“毛出式”（福州话说没有前途的野孩子），我也认为整天向树胶头碰、 野地里窜，会有什么“出式”呢？ 

16岁之龄，宗叔介绍我到诗巫去，在杂货店里当学徒，只待了28天，就到报馆担任派报童，城市生活趣 事、轶事一箩箩。

一般上，华人社会18岁才算成年，可以自由离开父母出外去。我16岁在农村就呆不住，对妈妈说：“我要去诗巫市镇，在杂货店里当学徒。”

这样过了一个星期，有天傍晚，我远房叔叔来访，带我出去走走。原来他接管了《诗华日报》业务，要我去当派报员，给我包住不包吃，月薪120元。想想这是我现在的三倍呀！但工作才一星期就要辞工吗？叔叔迟疑一下也觉 得，在道义和信誉上说不过去，那就再考虑两三天吧！

晚间反复思想，那时我信主不久，对上帝的话语还不很认识，只记得牧师说：“凡心中有难解的事，都可以带到主跟前，向祂祷告祈求。”还好妈妈说出门必定要带《圣经》，第二天起身就翻《圣经》，一眼看到“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祂，祂必指引你的路。”（箴3:6）。于是 一整天默默祷告，求主引领。第三天午餐时，我很不好意思 地对老板娘说：“我要去找其他工作可以吗？”她很随和地说：“如果有更好的工作，当然可以呀！” 

就这样只干了28天，很感恩老板娘也给我一个月满薪，就兴致勃勃到报馆去当派报童了。 

派报童生涯 

派报童是地位最低微，工作最艰辛的差事，每天清晨四五点，抱了一大捆报纸大街小巷去派送，雨淋、狗追、跌倒、遭人白眼等等都是常有的事。50年代的诗巫，店屋只有一两百间，一两个钟就派送完毕；但有的捆了要送去码头，寄往外埠；再有一些派到市郊，如：新珠安 （Sungai Merah）、木杰立麻（Bukit Lima）、南兰律（La - Nang Road）、大群小学一带等地。忙了一个早晨，十一二点才闲下来，满身黑乎乎的像个窑匠，因为当年的油墨品质差，一染到，什么衣都变成黑衣了。 

下午比较空闲可以午休，只有月头收报费，或有社会贤达喜丧事，才大举出动，向各商号招刊广告，这也是报社收入的一部分。还有晚间叠报纸也很费劲，因为早年印报机只能单面印刷，所以对开版面就要翻过来再印，这样翻来翻去，有时翻到十多点才能上床安眠。报馆由许多部门组成，派报是发行部，要经过编辑、采访、捡字、拼版、校对、印刷等工序，才能将一份报纸呈献予读者。如此看来，在报馆也有许多工作技巧可学习的。 

我生来就是好动的小精灵，也没有午休习惯，完成分内事就到各部门去窜，有时也到编辑部去。主编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为人和蔼可亲是一名烟鬼，很常要我为他买香烟、叫咖啡之类，我也随叫随应，所以他很疼爱我。我对文字极有兴趣，他也曾教我写文稿，他这样有学问，一天可以写许多篇，我真的很尊敬羡慕他。其他部门如捡字呀，校对呀，我也常常去观摩学习，因此都有些认识。有时人手不够，我也去帮手，如此常常得到我叔叔夸奖：“小小年纪努力学习，将来大有前途。”我听了乐呵呵的，很满足。 

工作一年多，同事之间打成一片，其乐融融。不过，我没有学问，只能是一名小职员，前途在哪里？于是，身上有了几百元储蓄，就想回去念初中。我见过校长，他看了我六年级的成绩表，年纪又这么大，就让我直接念初中二，如果 成绩不好，明年留级再读。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月，叔叔要我做到月尾，还多给一个月薪水以示鼓励。我这远房叔叔既有心，又爱我，我由衷感激，毕生不忘。

初中二与六年级的课业有天渊之别，除了对华文没压力，其他如史地数学，课本厚厚的，看了心怕怕，只有痛下苦功。第一季度考试成绩，超过60%都是红的，我很沮丧想退学，可是校长张公陶老师很有爱心，极力劝勉鼓励，我才勉强再试。 

领了满江红的成绩表，思潮起伏，校长的劝勉交织脑海里。晚餐时妈妈见我心绪不宁，无心用餐，就问起有什么烦忧。她听了，唉一声说：“没有问题，传道不是说，任何难事都可以向主祈求祷告吗？”我恍然大悟，想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箴9:10）就寝时我反复思想，就向耶和华迫切祷告，求 主赐智慧，让我在艰苦的求学道路能有所成就。 

主垂听祷告，下半季课业突飞猛进，年终考试竟然大翻转，只有几何一科还是红的，顺顺利利升上初三。成绩进步，信心也倍增，可是经济问题接踵而来。 

南北韩战争结束，树胶价格随之下泻，胶农生计顿陷窘境。我的生活费全靠树胶，如此这般，哪里还有心读书，对年终的全砂统一考试信心全失。因为考试要前往民丹市区（又称“民那丹”，60年代改为“民丹莪”）的开中中学，考试费全包（船费、伙食费也算在内）也要50元。但我两袖清风，缴费日期到了还无法筹得，就想放弃参加会考，结束求学生涯。 

然而，上帝真有美意，本来，同村两个级友为了我，也想向董事部求助，等考试后才想办法慢慢缴还；我却垂头丧气说：“成绩不是很理想，我没什么把握，不能毕业何必浪费金钱。”但他俩说做就做，找了董事长，董事长查看后，发现我的用费已缴，查明原委乃是我的英文主任 李敦峤老师，知道我的状况，暗地里为我缴了。第二天， 我去宿舍找他，只差没有下跪，流泪连声说：“感谢！感 谢！再感谢！”

学业事业两头空 

这中学会考，本来我没什么信心，但既然花了钱就要下苦功，求取得到毕业证书。于是天天祷告，求赐聪明智慧的主保守，完成这基础教育。当成绩公布，我带着侥幸心理去看看，岂知考获中上的乙等成绩，真的欢喜若狂。 

这红彤彤的初中毕业证书，在那年代算是很了不起， 人生也就有了转捩点，这里请我当小学教师，那里请我当合作社的秘书，我却选择到民丹去当宏昌书店的销售员。我对这职业蛮有兴趣，因为可以每天在书堆里钻，书店的翁老板善良慈祥，对我这后辈也疼爱有加，有关做生意的技巧，他都悉心教导。

这样过了9个月，当《诗华日报》被人接管后， 热衷于新闻事业的叔叔偕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又创立《新民报》（当时被称为共产报），再聘我任发行课课长，专责安排派送报纸，包括本外坡并推展业务。上任两个月，因为工作早上有段空档，于是再兴起读书念头。我跟叔叔商 量，稍微调整工作时间，让我去卫理高级中学念高中。 

学校上课是早上7点到午间1点，我工作是早晨5点到12点。其实7点过后，早上的工就做完了，下午是1点半到5点，我要求调整为：早上6点半下班，下午6点上班；再跟下属、同事商讨后，他们都乐意帮忙接下未了的工作。于是，我再做工读生，背起书包上学去。 

学业与工作两头忙，个中苦况可想而知。而常言道：“屋漏偏逢连夜雨”，左倾的《新民报》 才创办9个月，就被政府政治部查封，勒令停刊。社长也是我叔叔，判以“不需要人士”罪名（编按：“不需要人法令”在1950年11月21日的砂拉越立法议会通过，行动有碍公众利益的，可将之驱逐出境），驱逐出境回中国，多名员工也被冠以红色分子，受到秘密监视。 

我失了业，经济无从筹措，只好停学。一生求学之路——跳级、留级地度过7年半工读生涯（小学4年，割树胶、做家务，下午读书；初中两年半，割树胶、养猪， 下午读书；高中一年，报社文员兼校对，上午读书）——也划上休止符了。

一波三折寻工记 

失学又失业，连巢都没有了，只有厚颜回去见老妈妈。她却安慰：“没问题，家里也有得吃，等待机会再出发吧！”所以我又操着胶刀割胶去，在农村里天天思潮起伏，也过了两个多月。

某天收到古晋朋友的来信，《前锋日报》要聘请一名校对兼见习记者，他认定我必能胜任。可是，50年代电话还不普遍，紧急时要到邮电局去，收音效果也不好，听得“有全没半的”（福州话，听不清楚的意思），费用也高，所以很少人使用；书信邮寄只有平邮，靠商船来去。当我收到这信时，高兴得不得了，但已过了两星期。我匆匆忙忙收拾细软，由民丹搭海轮，花一天一夜到达古晋，但这项工作早给人捷足先登了。我沮丧又无奈，生活也无着落。惨哉！

报社后门溜走 

感谢主！这名相交尚浅的朋友，很热心地助我一把，吃住暂由他负责。他是印务馆员工，住在宿舍，只有一张床，我俩大衾长枕了一星期。他是中国上海回来的经济师，我们在诗巫时也见过一面，因为他常来报馆拿报纸。后来，他去了古晋发展，创办《砂拉越晚报》，内容偏重花边新闻，以及一些“路边社”的道听途说；编辑部、发行部一手包办。听我说出困境，他很乐意请我为他接收电讯（我函授学过速记），也撰写一些特稿。 

办报纸真是不容易，创办只两个月，经济就捉襟见肘，员工薪金都难发放。我也同情他，每个月只支取基本的生活费用。工作了一个多月，他要我写某神坛住持，某神棍的荒淫生话。我明查暗访，道听途说写了一篇特稿， 影射这神棍后坛佳丽十多人，个个燕瘦环肥，不知有何神术驾驭得服服贴贴，让他过着帝皇般的生活。我亲眼目睹他那又长又弯的指甲；还有吃饭方便都靠这班佳丽服侍，各情节巧妙描述，人看了形容这是唐明皇再世，欣羡不已。 

可是，灾祸临头我还不自觉——他看了勃然大怒，晚间纠众兴师问罪。我在印刷部，收到通知就从后门溜了， 不敢再回报社。第二天，这一众人又来报社，要老板交出真凶。老板骗说，这小子昨天收了广告费溜得无影无踪， 我们也正找他，据说已逃回诗巫。那么他们要老板负责，没办法只好答应找到人即刻通知，还刊登道歉启事，申明报道只是无稽之谈，不足为信。

从此我不敢露面，工作只个多月，可怜兮兮地又失业了。正在痛苦愁烦，又得一民丹朋友介绍，到第二省浮刹和丰火锯厂去，任职销卖部售货员。

在《越声报》当记者 

正在享受生活，我又接到诗巫前同事来信说：诗巫又有新报纸《越声报》，将于下个月创刊，有意聘请我当采访主任（记者）。我欢喜若狂，但工作在身，怎能说走就走？于是随船回信接受聘任，言明要一个月才能赴任。 

另一方面，我即刻向经理辞工，他也知情达理，还恭喜我找到理想的工作。不过他申明，找到新员工才可以离开。我心有所属，认为一名朋友可以胜任。于是，受聘信与代聘信一并寄去诗巫，朋友马上就来试工，他懂些马来语，只花一星期就胜任愉快了。 

如此，我还提早一星期到诗巫赴任。凡事起头难，全体员工忙里忙外一个多月，《越声报》终以崭新面貌呈献予读者。喜新厌旧人之常情，《越声报》创刊伊始，一纸风行好评如潮，全体员工喜出望外。 

其实，《越声报》有超过50%员工都是前《新民报》班底，全套器材设备也自《新民报》顶过来。编辑部除了我，其他都是年轻的新人，而那年代的年轻人多数思想左倾，所以报格言论也是左倾的。这也迎合当时社会态势，所以销量与日俱增，管理层笑逐颜开，员工工作更起劲。

那时候，《越声报》才火红几个月，市景渐趋萧条，报份随之下降，只两年多，公司经济就陷困。我这憨小子同情公司情况，每个月只支取 基本的生活费用。我预算订婚费需要两三干元， 就预先向公司说明，某月日需要支取积存款额。 当时经理朱初发也说，市面有几千元广告费，应 该没有问题。佳期将至，经理却说：“很对不起，广告费收不到，只能给我800元。”乍听之下真的气炸了。要改期？无颜见人。真是万事俱 备，只欠东风（金钱）。

家婶听见，就四处张罗，凑足数目交给我，还特别申 明这是借的，要按月摊还！如此借钱娶老婆的消息在亲友中传开，留为笑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