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专栏

美元武器化有解吗?/李兴裕

美联储在抗击通胀方面的激进立场、最近通过增加美国银行系统中的美元数量,以及增加央行之间美元互换额度的使用,以促进美元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来阻止银行倒闭浪潮蔓延的非常规措施,可能会巩固美元的主导地位。

几十年来,许多人早就预测美国难以为继的财政赤字和债务水平、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的结构性变化、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日益增强,以及金融科技和数字货币的发展,已经威胁到美元的地位。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美元在全球跨境支付系统中的市场份额也已被削弱。

减少对美元依赖的讨论重新浮出水面:阿根廷和巴西正就建立一种共同货币进行初期谈判,作为减少对美元依赖的协调努力的一部分。沙地阿拉伯48年来首次宣布开放美元以外的其他货币交易。

在亚洲,大马首相拿督斯里安华提议重新审视亚洲货币基金(AMF),强调需要减少对美元及美国支持的国际货币基金(IMF)的依赖。

人民币有利指标多

虽然许多国家的货币有成为储备货币的潜能,但她们未能像1980年代的日本和2000年代的欧元那样取代美元。中国人民币现在是一个引人注目的案例,因为它有很多对它有利的指标。

随着国际货币体系朝向去美元化,以减少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交易媒介和记账单位依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须仔细权衡与这一转变相关的潜在利益和风险。

这种转型的经济和金融成本将对汇率、贸易、投资和资本流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1. 美元霸权会否终结?

自2000年以来,美元的主导地位缓慢下降,其在全球储备货币中的份额从2010年的62.2%下降至2022年末季的58.4%。在2000年,其份额为71.1%,1997年则为65.1%。

美元占欧洲以外所有贸易的75%以上,约占所有国际存款和贷款的60%。几乎所有大宗商品合约,包括石油和小麦合约,均以美元定价和结算。美元用于对大多数国际金融交易进行计价和结算。

国际储备份额下跌

国际储备货币是否有从美元转向其他货币的重大转变? 据观察,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所占的份额下降,并未与其他传统储备货币份额的显着增加成正比:欧元(2022年第四季占20.5%,2000年18.3%);日元(2022年第四季5.5%,2000年6.1%)和英镑(2022年第四季4.9%,2000年2.8%)。 

2022年第四季,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份额从2016年第四季的1.1%增加了一倍以上,达到2.7%。

虽然塑造国际货币体系的经济、地缘政治和技术力量的结合,将削弱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但鉴于其吸引力指标、深度和流动性资产类别和工具;可交易性和可兑换性;金融网络效应和支付系统,美元将持续其主导地位。

创建一个可行的美元替代储备货币,必须具有必要的稳定性、流动性和可接受性,并以有韧性的经济、深度和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以及可靠的货币和财政管理为基础。

到目前为止,尽管人民币已取得了一些进步,但还没有一种货币完全符合这些标准。

2. 重审亚洲货币基金

大马重提1997至98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主张,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MF),以加强亚洲各国的区域金融安排,同时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日本提出的AMF,当时并没有得到太多支持(东盟和韩国表示支持该提议,香港和澳洲保持中立,中国没有发表意见)。尽管如此,讨论最终促成了东盟+3 成员国之间的清迈倡议多边化(CMIM)货币互换协议,该协议于2010年3月24日生效。

目前是否设立AMF的时机? 东亚国家被公认为世界经济的第三大支柱。在全球现实发生结构性转变的情况下,东亚地区具备应对挑战的实力和韧性。东亚地区需要自己的机构来决定自己的未来,并作出最适合的政策反应。

关于AMF提案的争论将环绕在政治层面,而非依据经济效率展开。虽然AMF的安排允许亚洲人承担更大的决策影响力,并可能更有效地处理区域突发事件,但它绝不能在流动性供应的分配性质,以及良好治理与结构改革等道德风险权衡之间作出妥协。

AMF可在比IMF现状更平等地分享权力的方式创立。它可以提供宝贵的区域金融资源和流动资金防线,与国际货币基金互补,并可立即针对亚洲人的需求作出回应。

如何让区域定位的AMF发挥作用? 亚洲需要一个重新构思的区域金融架构(储备),该架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单一国家权威的支配和影响。它不能简单地用对人民币等其他货币的依赖,来取代对美元的依赖。

3. 人民币成强大竞争者

中国一直在努力通过广泛而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使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美元的强大竞争对手。中国占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总量的18.6%,占全球出口市场的14.7%。

通过深化跨境应用,人民币逐渐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市场上的兑换单位和全球支付货币。

截至2021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已与40多家央行和货币当局签署了双边货币互换协议,涉及金额超过4兆人民币。

自2009年以来,中国持续保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人民币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CIPS)现已覆盖所有东盟国家。2021年,东盟国家新增16家金融机构成为CIPS间接参与者,中国-东盟跨境人民币结算总额达到3.3兆元。中国也在探讨在跨境交易中使用数字人民币的方式。

作为储备货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特别提款权(SDRs)篮子中的份额从2016年10月(人民币成为第五个加入SDRs篮子货币的那一年)的10.92%,于2022年5月提升至12.28%。

人民币的崛起,会挑战美元霸主地位吗?尽管人民币作为储备持有的份额从2016年第四季的1.1% 增加一倍以上至2022年第四季的2.7%,但其增加份额受中国相对封闭的资本账户的限制。

人民币还无法全面可兑换,这意味着,它在贸易和外国公司在经常项目下将利润兑换成本国货币是可以兑换的,但它不能在资本账户下自由兑换。资本账户包括证券投资和贷款。 

中国已表明,最终将使人民币完全可兑换,但前提是当局具备足够的能力来监管金融市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国债市场,流通性还不如美元市场。

显然的,中国已将人民币定位为潜在储备货币。尽管如此,人民币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接受的道路,仍是一项艰巨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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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新闻

【独家】德勤:去美元不容易 亚币一体化路漫长

独家报道:林秀芳/摄影:姚春显

(吉隆坡3日讯)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表示,亚洲货币基金(AMF)距离最终实现还有相当长远的路要走,至于人民币要国际化,大前提则需获得其他国家对该货币有很大的需求。

他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说,马来西亚首相拿督斯里安华近期提出的亚洲货币基金概念,早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就有类似想法的出现,当时是以日本为主导,今天则可能是要中国主导。

“我们必须知道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是不会完全符合经济的规律,所以今天要建立亚洲货币一体化的亚元,即类似欧元的货币,跟实际进程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他补充,尽管这是很好的理念,但亚洲和欧盟之间,在经济符合的速度还差得很远,当中包括国家之间的差异也很大。

资本市场需更深厚

针对达至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目标的条件,许思涛表示太多,首先,亚洲各国要有一个更深厚的资本市场,比如本币债券的市场,然而,今天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符合此条件。

“其次,贸易的增长将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比如是由日本或中国来领导,最终又会否出现转换机制,就如2个微信群的交际点会越来越多,则属于正面的发展;此外,政治层面的决心也是实现亚元的关键条件,比如中日关系等地缘政治因素。”

“上述只是促成亚元发展的部分条件,也就是说,不是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针对人民币国际化,许思涛表示,人民币要实现国际化的关键在于其他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

“尽管可以通过贸易结算,比如微信或阿里巴巴等电商在海外的扩张推动国际化进程,但最终仍需更加开放的资本项目。”

他补充道,尽管人民币国际化是个好的理念,但在当前阶段,进程可能并不会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迅速。

许思涛:让经济永续发展
中国需转型成消费大国

素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疫后经济却面对诸多挑战,德勤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许思涛认为,中国经济要迈向永续发展的康庄大道,就得走向必然性转型,从生产大国变成消费大国。

他指出,从投资者角度来看,如果中国的消费持续,国外企业对中国的热情会更高。

“消费是最终必须的需求,不会浪费,不像投资那般,所兴建的基础设施,最后则是没有回报的。”

许思涛在接受《南洋商报》专访时,针对疫后全球市场聚焦中国经济再度“贡献”世界的看法直言已不合时宜,而且,回顾2008年中国经济为全球做出的“贡献”,也给该国经济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包括很多行业的产能不断扩张、债务上升等。

“中国经济不能再为全世界做‘贡献’,反之,更应该在现阶段探讨如何应对挑战。”

他坦言,疫情确实留下一些伤痕,尤其对中小企业和消费者等,以致中国市场复苏没有想象中强劲,还有一点是房地产的问题复杂,不是短期内可以获得解决的。

“中国无法再走回生产大国之路,特别是制造业不能持续扩张,未来实际更需要考虑持续增长,否则中国经济只会在短期内被刺激起来,中长期则又面对很多的问题。”

扩张遇阻被动转型

许思涛坦承,要从生产大国变成消费大国,说易行难。在经济低迷之时,中国政府也没有逐底竞争,以人民币汇率为例,过去一年对其他货币都是升值的,倘若中国真的自私的话,大可调整人民币来保障中国产品的优势。

“实际上,中国经济过去也一直在转型,一些是主动,一些是被动的,不过,我觉得大多数是被动的,一来、中国通过东南亚和墨西哥也会有面对困难,中国政府理应意识到这一点。”

“二、中国现有基础设施再建空间已不大,比如机场、港口、高铁等,而且全世界主要最大港口都集中在中国了。”

他续说,三、未来的海外市场肯定也不会对中国企业这么友好,比如北美市场对中国产品有些限制,即美国和加拿大对中企电动车、手机产品,预计未来相当长时间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除此,欧盟作为联盟国家,它们与美国的区别是,希望能保持自身发展,为此,中企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不能走向当年日本企业的老路,而是要采取‘本地化’方式,通过引入科技研发、合资并购等,加速变成当地真正的企业,就如比亚迪在德国的发展。”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料5%

许思涛认为,中国经济未完全转晴天,但已走向稳定,预计今年可取得5%左右的增长目标,明年则可达4.5%的水平。

他说,中国经济在最近几个月开始出现转机,比如一些领先指数、采购经理人指数、零售销售指数,甚至一线城市的住宅表现,都可归结为经济趋向稳定化。

不过,他认为现在谈中国经济已全面复苏还为时过早,中国政府仍有必要继续出台一些对经济支持的措施,尤其是房地产,就如近期通过商业银行给予房地产的支持。

许思涛认为本身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实际比国际组织预测数字还要低。国际货币基金(IMF)本月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5.4%,明年则将增长4.6%。

明年大马经济料改善

对于明年经济形势展望,许思涛认为,今年全球经济受到欧美加息、日元和人民币贬值等多重因素影响,惟不利情况料在明年出现转机。

他预期全球利率将逐渐回落,美元也趋向走低,同时也可预见中美之间的关系将达成一种新的平衡。

“这些趋势对于以外向经济为主导的国家,包括马来西亚,在未来都会带来流动性的显著改善。”

在谈及马来西亚经济前景时,许思涛表示,目前看到许多供应链转移的迹象都会让马来西亚从中受益,特别是当初马来西亚加入跨太平洋全面进步伙伴关系协定(CPTPP)的决定。

年轻人失业是社会问题

针对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企,许思涛不认为是很大的经济问题,反而更属于社会问题。

他相信,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不只是中国,全球都有这样的现象,他们对工作的态度与年纪大的人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因为很小的原因就辞职换工,也就是说今天年轻人的工作态度与过去是不太一样的。

“我认为中国年轻人失业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很大的经济问题,毫无疑问,它会不会造成经济的问题,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个人觉得还不至于。”

他补充,当然,中国年轻人失业率高也有几个原因造成,比如疫情防疫政策持续这么久,导致很多年轻人没有离开校园,大家都知道这些毕业生存在一定的劣势,而且,每年都有1000万大学生毕业,这几年加起来的累计人数是可观的。

服务业应再开放

“其次、中国经济的发展,或许大马也有类似之处,当人们的薪金到了中等收入水平时,年轻人就不希望从事制造业的工作,而更向往参与服务业,换言之,其与收入没有太大的关系。”

许思涛指出,至于服务业能不能吸纳这么多的年轻人呢?本身觉得中国现在应该做的是对服务业进一步开放,也就是说放松管制。

针对中国就业数据是否涵盖零工领域在内,许思涛直言本身不清楚计算方式,为此,对于怎么定义年轻人的失业率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可能将零工领域计算在内,或有些修正。

他也对于中国政府最近几个月皆没公布失业率数据,表示当局有必要继续公布该数据。

“然而,就年轻人目前的工资水平来判断市场目前的状况,大学生的收入不会比前几年增加,这也可体现出劳动力疲弱的现象。”

余永平:吸更多外资
产业链转移利大马

德勤马来西亚总执行长余永平建议大马政府,抓住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机遇,充分利用国家优势,吸引更多外来直接投资进驻我国。

他表示,大马自去年大选后,由首相拿督斯里安华领导的政府,其政权在近期也逐渐趋向稳定,而且,安华与各国领导关系良好,与邻国之间互动甚密,比如与新加坡还达至开拓新市场发展的共识,都是值得赞扬的。

他还指,近期安华在巴以冲突和处理国内激进派方面也做得不错,不仅慢慢巩固政治基础,还让全球合作伙伴不会因为大马立场而感到压迫。

他继说,大马在全球通胀高企之下,却通过汽油、食品和食油等商品的补贴,成功稳定国内物价,也避免了大幅调高利率,以致伤害商业活动的运作,这促使大马具备吸引外资的有利环境。

他坦言,由于无需调高利率,也导致资金外流而引发马币贬值,不过此现象存在争议性,重点在于低利率不伤及国家经济的发展。

他也谈到资金外流问题,认为即使大量资金外流,但大马的外汇储备却依旧保持在疫情前的水平,这是一个良好的迹象。

鼓励外资来马设枢纽

“基于上述种种优势,大马政府应积极搞好经济,尤其把主要产业生态链建立起来,比如槟城应专注电子行业的发展,在跨国企业推动风险控制和管理而对全球产业链重组之时,吸引他们到来设立枢纽,进一步提升槟城的电子行业生态系统。”

“吉隆坡巴生谷则可发展共享服务、区域中心和物流等领域;南马的数据中心行业也具备发展潜力,尤其受到环境、社会和监管(ESG)理念影响,大马更有机会吸引外国企业到来设立数据中心。”

他补充,政府主要是需进一步提高官员的工作效率,改善官僚体系,从而让我国在未来更具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

此外,余永平还提到,德勤作为全球最大的服务企业之一,看好大马在人才、营运成本低和资讯与通讯基建完善等方面的优势,近期更选择了在马来西亚设立区域服务中心。

中国科技料输出全球

余永平表示,疫后全球产业供应链出现“大迁移”,中企预料也将出走,相信其先进高科技在全球将继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对海外进行科技和产品等输出,从而提高本身竞争力。

他指出,中国与大马相似,都是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在全球抗通胀环境下,高息削弱海外市场消费力,也间接压制出口国的生产活动,受影响国家就有中国、大马、印尼、越南等。

“此外,在后疫情时代,全球产业链也出现转型调整,之前很多企业都把产业链环节投放中国,尤其中企的大部分产业链都在中国,但疫情引发各种挑战,打断和干扰产业供应链运作。”

“再者,中美贸易纠纷也促使很多企业,不论是西方或东方都开始进行风险控制和管理,即把一部分的产业链环节移到其他国家,这样的趋势对中国商业活动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也开启新发展契机。”

经济韧性强 科技发展快

他认为,中国经济一直在转型,其经济体的韧性也非常强,加上拥有很高的科技如5G网络、人工智能(AI)、电动车,还有电商等新兴领域,相信这足以让中企继续主导全球经济发展。

“接下来,将是很多中企往外跑的时候,它们可充分利用上述领域的尖端科技去提高本身竞争能力,以便把自己的产品和服务外销出去。”

他说,中国之前给人的印象是世界工厂,未来,相信它将走向对外输出先进技术的方向,就如中国汽车领域的高速发展,在短短12个月至18个月内,便能完成一辆汽车制造的概念、设计、研发,直到产品投产,如此飞快速度就足以与其他国际品牌竞争。

他指出,中国此前是100%在内地生产汽车再出口销售,未来则会把部分汽车配件往出口国生产、组装,以迎合当地市场的销售需求或转售区域国家等。

“中国未来的发展将是混合制造、输出科技和服务等性质,换言之,整个中国经济都在转型,过去年轻人会到工厂上班,如今则多参与设计、研发、促销产品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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