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丁果

基辛格去世，享年100岁，他以睿智的“恐怖平衡”理论和“穿梭外交”的实践，改变了中美关系，与前苏联管控核风险，让全球走出核战阴霾，终止了越战，间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为冷战结束埋下伏笔。他在逝世前的7月还访华，警惕人工智能（AI）潜在的灾难，让习拜会取得共识，避免人工智能参与核武决策。他的“超级现实主义”推动稳定的世界秩序，在全球“去风险化”，确保全球“免于核武恐惧的自由”。

美国前国务卿、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11月29日在美国康涅狄格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在他漫长与惊涛骇浪的外交生涯中，以睿智的“恐怖平衡”理论和“穿梭外交”的实践，改变了中美关系，与前苏联管控核风险，让全球走出核战阴霾，又结束了旷日持久的越战，打破了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垒，间接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为日后冷战结束埋下了伏笔，导致中国进入全球化的轨迹。他退而不休，在逝世前的7月还访问北京，让月前的习拜会在管控人工智能的问题获得共识，避免人工智能参与核武决策出现误判的危险。

基辛格的“超级现实主义”鼓吹稳定的世界秩序，在全球范围“去风险化”，确保全球拥有“免于核武恐惧的自由”，积极防止人类陷入自我毁灭的漩涡。

在二战后的80年岁月里，核战威胁、导弹危机、局部战争、地缘纷争、冷热战交替，好多次的危机，都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在大国博弈和多次迫在眉睫的核子大战危机爆发边缘，基辛格以大外交的战略眼光、不知疲倦的“穿梭外交”，以及身段柔软的斡旋，奔波周旋在大国和地区强权领袖之间，握手谈笑间，化解一个又一个世界大战危机，为全球带来和平。

基辛格在冷战时期，率先推动美苏两大国的核武器控制协议；而在后冷战时代，尤其是美中博弈大规模展开的时候，他看到美中两国给世界带来的风险远远超过美苏冷战时期，因为美苏冲突是“单一维度的”，集中在核武竞争上；而美中竞争是多维度的，两国在核技术（还有太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齐头并进上，成为不相仲伯的领导者，两国的冲突足以毁灭整个世界。

中美合作才能管控AI

基辛格在百岁之年，还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劳苦奔波，不但要寻找两国高层、尤其是军方的对话管道，防止误判；同时也通过自己与高科技界互动了解的人工智能发展的不可控前景，敦促美中两国领袖探讨管控人工智能，避免让人工智能的发展异化失控。

在9月23日第五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基辛格与中国学者钱颖一视频对话时，延续他在2021年与人工智能专家合著的《人工智能时代与人类未来》一书的思路，明确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必须受到有效管控，而这必须从中美两国合作开始，因为他相信中美两国一定会在人工智能时代引领全球的治理体系，并纳入其他国家的意见。这也是为何在11月旧金山中美习拜会之前，传出了美中两国可能签订协定，来禁止人工智能处理控制核武，拯救人类被核武毁灭。

在70年代，基辛格率先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引发了中国在文革后与美国携手的30多年改革开放；随后，在中国经济迅猛崛起，成为美国霸权最为强劲对手的时候，基辛格在这10年中又运用他的影响力，说服两国领袖突破零和游戏，维持积极对话，继续在良性竞争中携手合作，管控分歧，推动全球治理。

他的最大功绩可说是强调核武的“恐怖平衡”，全力避免人类可能遭到毁灭的大国核子战争。从某种程度上说，基辛格参与了改变中国命运的过程，也由此改变了美国的命运，防止中美陷入核战，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基辛格对中国情有独钟，这表现在他参与打开了中美交往的大门，半世纪对华访问100次以上，是唯一见到五代中国领袖的西方政客，用基辛格自己的话说，“我一生中一半时间都在为美中关系工作”，“对中国思想和中国人民有浓厚兴趣”。

他在2011年专门撰写和出版了《论中国》，以他独特的外交战略思考角度，突破冷战以来反共意识形态的束缚，从文明发展的历史角度，分析和梳理中国3000年来的战略思维模式，以及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外交传统，并以此来探索中共建制后，各届领袖的外交战略制订和决策机制，其中的研究案例包括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亲身交往，极具启发意义，而书中引用儒家思想和《孙子兵法》的典故，竟然有128处，也总结出中国围棋讲究的就是培养战略灵活性的结论，与西洋国际象棋练就的目标专一性形成有趣的对比。

终结冷战功臣

基辛格通过对华外交持续性的“田野调查”、人文交流、以及深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证明他就是当今国际关系学中，世界秩序与现实主义权力平衡的大师级人物，他突破美苏对抗的狭窄思维，从“多极化”的欧洲型“均势”（The Balance of power）理论为基础的战略思考出发，在70年代的“三角外交”中达成联中抗苏，为里根时代西方赢得冷战奠定了基础。

他与汤因比的东方文明史观共鸣，在中国最困顿潦倒的时候，已经看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中崛起的可能，并通过美中关系的改变而重塑世界、缔造历史。中国是基辛格的对手，也是成就他缔造历史的恩人。

基辛格忧心于中美对抗可能导致难以挽回的世界冲突，竟然不顾体弱多病，以百岁高龄在今年7月访问北京，与习近平和其他决策高层会面。基辛格的百岁访华之行，促成了北京在11月实现习拜“第二次握手”和“旧金山愿景”。

《时代》杂志曾经称基辛格上世纪70年代初的访华，是“那个在对的时间和地方出现的对的人”，但鉴于当时冷战造成的僵硬反华思维，基辛格绕过美国国务卿罗杰斯的秘密访华，如果走漏一点消息，就极可能“见光死”。1972年追随尼克逊、基辛格访华脚步去中国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甚至还要冒着在国内被右翼分子暗杀的生命危险。这也是为何中方舆论将基辛格顶着巨大压力、秘密访华形容为“凿穿阵垒、飞渡大洋”的魄力。

找林达光传话北京

基辛格1971年借道巴基斯坦，戏剧性秘访中国的细节早就为世人熟知。其实，擅长铺垫外交细节的基辛格早在1970年就派亲信到加拿大蒙特利尔，找到文革前夕从中国返回加拿大、在蒙特利尔的麦吉尔大学东亚系任教、并担任该校首任东亚研究所所长的林达光教授，请教中国问题和高层人事关系之外，特请林达光给中国传话，谓他有意秘访中国，商讨美中关系解冻事宜。由于林达光回加拿大之际，就受到麦卡锡主义波及而被皇家骑警长期监视，他特地避开加拿大，带全家到法国旅游，与当时的中国驻法大使黄镇会面，传达基辛格有意愿访华的资讯。黄镇一方面向北京紧急汇报，一方面给林达光全家申请了访华签证，由林达光亲到北京向周恩来总理传递相关资讯，成为基辛格秘密访华的最早牵线人。而尼克逊总统之后在白宫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让他向北京传递美国愿派高级使者访华的资讯，并委托他做中间人。

林达光在生前曾向笔者详述他成为基辛格秘访中国牵线人的事件原委，并告诉我当时他回北京后，在周恩来的批准下，索性借此机会在中国各地考察3个月之久，从而成为西方国家中对文革中的中国有第一手深入了解的主要专家。巧的是，也因为替基辛格穿线搭桥，林达光最终成为1970年10月份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策划建立加中两国外交关系的重要桥梁。为了纪念这一段历史奇缘，林达光在1986至1987年担任澳门大学校长期间，特地给基辛格和杜鲁道两人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设美国小组接待

为了让基辛格的访华真的符合秘密定位，北京不仅成立了“美国小组”由周恩来直接指挥、元帅叶剑英为组长，而且秘密商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为“摆渡者”，让当时巴基斯坦驻美大使希拉利和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法兰德、中国驻巴大使张彤为基辛格和北京传递资讯的交通员和掩护人，用暗度陈仓的方式，让基辛格与中国总理周恩来在1971年7月9日达成历史性握手，中美两个大国解冻的大门徐徐开启，而冷战形成的国际格局也出现了第一道关键的裂缝。而在1972年2月21日，毛泽东跟尼克逊见面时，说出了喜欢跟共和党右派打交道的名言，并幽默地称打倒美帝，不包括尼克逊和基辛格，“都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或许当年尼克逊和基辛格是为了走出越战困境、遏制苏联扩张的国际现实而采取与中国关系解冻的果断措施，但是往后的事实证明，中美关系的改变，对中国当代命运的改变事关重大。因此，对美国人评价向来挑剔的中国人，对于基辛格这个“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定位，中南海高层、中国学界以及中国民间可谓相当罕见地意见一致，他百岁离世之际，中国民间和互联网出现了超过美国的大规模纪念热潮，令人震撼。

受各国领袖认可

令人难以想像的是，当今处于新冷战边缘的时代，在战场上或者地缘政治角力中竞争得你死我活的大国玩家，不分左右，都对一个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外交家，无一例外表达最高的敬意。

曾经与基辛格面晤10多次的俄罗斯总统普丁形容基辛格是一位睿智而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的务实外交政策对美国和前苏联关系的和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为缓和当时的国际关系局势铺平道路。美国前总统和现任总统，不管是共和党籍还是民主党籍，都赞美基辛格的成就，前总统小布什说，随着基辛格离去，美国失去了一把“在外交事务上最可靠、最独立的声音”。即使与基辛格在观点上南辕北辙的总统拜登，仍然记得他与基辛格博士的第一次见面情景，为他“敏锐的智慧和深远的战略定力”而折服。拜登或许因为目前的美国对俄对华战略的原因，有意疏远基辛格的外交遗产，在基辛格逝世24小时后才发出声明，但他无法否认2007年作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向国会发表演讲时，公开肯定基辛格的名字“是有效外交、有效的美国外交的代名词”。而在俄乌战争中被拖得筋疲力尽的欧洲领袖，对基辛格给欧洲带来的和平贡献评价最高，法国总统马克龙赞扬基辛格是“历史的巨人，他的理念和外交，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正在挥军攻打加沙哈马斯的以色列总理内坦亚胡，更加感叹基辛格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

基辛格小档案

基辛格 (1923-2023)生于德国菲尔特市，作为德裔犹太人，他10多岁时常被希特拉青年团的人殴打，失学后于15岁移居美国，二战时在美国陆军服役。

战后基辛格在哈佛大学修读政治学，1950年获得本科学位，师从6任美国总统的政治顾问、美国史专家埃利奥特，1952和1954年先后在哈佛获得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基辛格一度想成为联邦调查局的间谍，毕业后在哈佛任教时，积极参加美国政府举办的外交问题评议会，结识不少重要的政治人物，成了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顾问。

后来基辛格成为总统尼克逊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顾问，为他制订对前苏联的缓和政策，参与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在后来达成了《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和《反弹道飞弹条约》。同时，基辛格主张对中国开放和友好，促成了1972年的尼克逊访华、中美建交，因此也常被中国官员称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