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马经济发展史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工业发展史，也是国际地缘政治与经贸关系演变的结果。

冷战初期，美苏阵营对立，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方才脱离政治殖民的发展中国家，对于自由经贸也十分抗拒，视之为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的经济殖民。

所以，当时候最盛行的发展思想典范，就是类似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的依附论。

该学派认为，从农业及工业的供需属性来看，农产业等初级产品的价格对于制成品的价格将长期下降，导致依赖初级产品的经济体的经济福利恶化。

从长远来看，第三世界必须走向工业，而工业化的唯一途径就是实施贸易保护。

1957年独立以后，大马也掀开了本土工业发展的篇章，走上从农业转向工业为重心的发展之路，并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为主轴。

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Arrangement）正式瓦解，国际货币秩序从此进入了一个近乎20年的无序状态。

但也正是因为金汇兑本位制（Gold Exchange Standard）的结束，各国摆脱固定汇率的约束，经贸往来不再受国际账项平衡的束缚，经济发展典范于是来到了另一个拐弯点。

于此同时，美中苏的三角关系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尼基塔·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与中国交恶，成了当时中国国安最大威胁，而基辛格也欲借力中苏交恶来围堵苏联，于是就有了1971年基辛格的秘密造访及1972年的尼克逊访华。

1979年，卡特赋予中国全面的外交地位，中美关系正常化，既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提供稳定的国际环境，也解除了牵制亚洲各国经贸往来的意识形态枷锁，给往后亚洲供应链的成型垫下基础。

另一边厢，美国工业生产链也开始出现了国际化的趋势。1963年，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在香港九龙设立了第一家海外生产据点，并在1966年成为韩国第一家全外资拥有的半导体公司。

1970年代，我国也陆续迎来英特尔、超威半导体、国家半导体及欧司朗等“八武士”，开创了以出口为导向的电子及电工工业发展。

虽然1980年代初，我国曾因为仿效“日本崛起”模式而再次施行贸易保护政策，意图发展进口替代重工业，却在广场协议发生以后，以失败告终、经济衰退收场，但这并不阻扰出口导向工业，尤其是以资源为基础的制造业的持续发展。

经济的萎靡也迫使保护政策松绑，重投开放市场的怀抱。

更重要的是，80年代末伊始，国际经贸关系再次发生巨变。

中日贸易摩擦促使当年的消费者电子品生产佼佼者的日资纷纷厂设海外、货柜科技及资讯与通信科技的突破性进展，让大型企业跨国投资生产的成本大幅度降低、欧元的推动不仅促进欧洲内部金融投资流通，也掀起了全球金融自由化的浪潮，苏联解体和柏林围墙倒塌更意味着贸易全球化的不可逆转。

当时唯一的贸易裂缝就是中国仍非市场国家，因此往中国市场生财的外资也还带着“中国+1”的投资策略，让周边国家受惠，大马自然也不例外。

如此良好的国际大环境，为大马工业创造深化与国际产业链整合的契机，也因此造就了我国工业化的高光时刻。

但光亮似乎是转瞬即逝，工业优势突然陨落。

中国成全球生产链轴心

克林顿在2000年签署对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法案，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扫除最后障碍。中国经济规模之大，犹如十来个无论是技术底蕴、资源禀赋或要素价格都不尽相同的国家共存共商，各类生产资料、产出和服务于彼此之间流通。

这正是生产价值链分散及结合的最佳元素。因此，毫无意外的，全球生产链的轴心在短短数年内尽往中国挪移。

中国入世贸以后的几年内，就取代墨西哥成为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在2014年踢下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国。

中美两国之间在经济上的互依互利，也造就了尼尔·费格森和莫里茨·苏拉里克所谓的中美国。

虽然中国后来也成为了大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并且是外资的重要源头之一，但也正是在这段期间，我国经历了自独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外资净流出的局面，工业升级难以突破瓶颈。

半导体测封是我国优势

如今，国际地缘局势又一次出现巨变。中国和美日韩欧等国从生产贸易整合开始走向分裂，让大马制造业的优势在裂缝中看见了新定位。

在美国对华限制晶片及制造设备出口以后，即便中国能自制芯片，良率肯定大不如前。于是，测试封装就成了改善晶圆良率的重要一环，而我国恰好正是半导体测试封装的领导者。

另一边厢，无法继续在中国生产晶片的外资也纷纷重新布署生产据点，而我国发展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半导体生态系统，是后来居上者难以媲美的优势。

所以，这一次，我国工业能否再现高光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