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世界经济萎缩2.2%。发展中国家总增长率从2007年的约8%跌至2009年的2.6%，发达国家则萎缩3.8%。2008年9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倒台，象征了美国金融危机，触发2008-2009年大衰退。

直接的后果是，新的共识翻转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2009年4月2日二十国集团（G20）伦敦峰会提出的新共识，设想了回归到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大规模财政刺激，以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为支援。

新政策大致上成功缓和衰退，虽然本应做的事还更多。但有了适度的复苏，公债（而非经济停滞）很快就再成为第一公敌。

2010年6月多伦多峰会的G20领袖转向“财政整合”，即“抑制”其紧缩后果的货币政策调节，和表面上是要促进（尤其是在先进经济体中的）增长的“结构性”（主要是劳工市场）改革。同时，纵然G20领袖的承诺回避了保护主义，贸易限制却增加了。

同步的财政整合使某些欧元区的主权债务危机沉淀。很快的，数个欧元区国家经历二次衰退，为了符合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IMF）的要求以获得资金，希腊和西班牙的失业率在惩罚性政策下升破25%，而资金主要流向债权人。

经济学家的共谋

误导性、意识形态推动的经验主义分析，宣称可支持新的政策逆转。阿里辛纳（Alesina）等提倡“扩张性财政整合”的概念，即紧缩性的政府开支削减，因促进了投资者信心，可被私人消费扩张大大抵消。

然后，莱因哈特（Reinhart）和罗格夫（Rogoff）夸大了国内债务累积的危险。虽然很快被揭发有主要的方法论缺陷和隐匿相关信息，但是这些研究已经达到目的。

2010年6月G20峰会前的IMF财政监测报告极度地夸大了公债的不稳定化效应，反而提倡快速财政整合。接着，IMF承认低估了此类债务的财政乘数和潜在增长。

欧元区缓慢的复苏和高升的失业率，反而导致公债——国内生产总值（GDP）比率增加。同时，本以为无可避免的短期阵痛，导致了数百万人因得不到所承诺的中期和长期获益而受苦。

除了国际清算银行传奇性的威廉·怀特（William White）之外，联合国也一直洞察先机，不仅警告即将发生的危机，还提供适当的政策建议，尽管大多被忽略。

量化宽松扩大鸿沟

例如，联合国2006和2007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WESP）报告警告，因主要世界经济体之间的宏观经济不平衡而做出的无序调整，会造成不稳定和增长放缓。报告警告，美国房屋价格下降，可能造成违约达到峰值，触发银行危机。

由于联合国和同类政策建议大多被忽略，全球经济复苏过去10年保持不慍不火。这催生了“世俗停滞”论点，模糊了政治和政策失败的角色和错失的机会。

即使累积更多债务，也无法确保强健的复苏，发达和发展中国家拥有更少的政策和财务空间，来应对威胁着它们、并即将爆发的问题。

还有，过度宣传“包容性不平等”的说法，宣称撤销管制允许财富累积和中产扩张，已成功合理化经济的悬殊差距。

（作者为政府顾问理事会成员之一，前经济学教授，曾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经济发展），2007年获颁推动经济思想前沿的华西里·列昂惕夫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