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

中企“走出去”势头旺
勤跑中国将获更多商机

3名主讲人陈明发(左起)、郭隆生和许宁宁就“一带一路助理东盟”经济各自表述。右为主持人陈云枫。

(吉隆坡8日讯)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事长许宁宁教授说,目前中企“走出去”投资势头正旺,并且看好东盟国家商机,目前“哪个国家多到中国推荐商机,则哪个国家会获得中国企业更多的投资合作”。

他说,中企“走出去”时间较短,仅是近年开始加大对外投资,所以缺乏国外的有关商务信息,因此到中国推荐商机者会占优势。



他强调,马中经贸合作潜力大,随着世界不断有新变化,各造不应囿于成见,反之应突破传统思维与时俱进,方能开发两国经贸合作潜力。

“尤其是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特别需从大局着眼,相互照顾舒适度,通过增进睦邻友好合作和密切经济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许宁宁昨天出席由雪兰莪投资促进机构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展览中心举办的2018年雪兰莪东盟国际商务峰会之一带一路座谈会时发表谈话。

另两名主讲人为马中总商会副总会长兼VISTAGE总裁班导师郭隆生及丝绸之路文化智库主席陈明发博士。

许宁宁提及中国企业选择投资目的地,不仅看重该国商机、投资政策及两国友好关系,也看已经走进该国投资的中国企业的先例。



我国中小企业受促在两国加强产业合作中分享红利,产业升级是经济增长之本,加强国际产业合作有利于提高产业竞争力。

询及中小企业如何在“一带一路”中受益时,许宁宁建议商家多到中国推荐大马中小企业发展商机和优势产品,寻求投资贸易合作。

中外贸易有利东盟发展

郭隆生说,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额超过5兆美元,其总投资额超过700亿美元,创造出20多万项就业机会,绝对有利拥有庞大年轻人口的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

他提醒大马企业家,需特别留意并争取机会参与中国将于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盛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加强经贸交流合作,促进全球贸易和世界经济增长。

谈到中国“走出去”产生的经济效益,他认为“数据会说话”。

“例如中欧列车计开行数量已超过9000列,班列到达了欧洲14个国家,42个城市。”

回归历史做好“民心相通”

陈明发认为,做好“民心相通”的工作很重要,大马在这方面有待加强,才能促使双方互敬互信,而做好“民心相通”的最佳途径,就必须回归历史文化。

他指中国从1978年迄今,40年改革开放进展非常大,许多领域值得我国学习。以森林城市为例,在新形态城市规划与经营以及生活素质方面,无疑为一个地方的宜居、宜商、宜学、宜业、宜游等功能做了很好典范。

“中国在去年有1亿3500万人出国观光,但前来大马观光的中国游客却不到300万人;中国一年出国留学的新一代人数高达60万人,短期出国游学观光的一年人数也超过100万,在文化历史上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大马,却在这方面似乎没有发挥应有吸引力。

“面对中国视野日益环球化,要求日益多元化的新一代,原来基础不错的大马应力争上游的地方极多。一带一路的愿景提供了我们很多改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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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一带一路”并非债务陷阱外交?

(柏林30日讯)近年来,有关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是否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又有新的发现。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Chatham House)近日发表研究报告指出,有关中国"一带一路"是"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有误,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不足。

该报告强调,经济因素才是“一带一路”倡议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的发展融资极不成体系、缺乏协调,因此难以追求具体的战略目标;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以及他们的相关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了其领土上“一带一路”项目的属性。

“受害者”难辞其咎?

“债务陷阱外交”一词最先由印度学者布拉马·切拉尼(Brahma Chellaney)于2017年提出。当时,切拉尼在一篇题为“中国的债务陷阱外交”的文章中指出,通过“一带一路”计划,中国支持了占据战略要冲的发展中国家的基建项目,手段一般是给予这些国家的政府巨额贷款,于是这些国家纷纷跳入了债务陷阱,导致它们极易受到中国的影响。同年12月,斯里兰卡因无法还债,把汉班托港(Hambantota)租予中国经营九十九年。此事也成为批评人士提到“债务陷阱外交”时最常例举的案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报告则指出,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是两个被广泛引用的“债务陷阱外交”的“受害者”,而在这两个国家,最具争议的“一带一路”项目是由受援国政府自己发起的,他们奉行自己的国内议程。 他们的债务问题主要是由当地精英的不当行为和西方主导的金融市场引起的。 鉴于受援国的高层利益受到威胁,中国在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消极反应和阻力,虽然程度要比通常认为的要小。

其它质疑的声音

这并非首次有非中国的研究人员对中国“债务陷阱外交”的说法提出质疑。例如,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非研究所所长博黛蓉(Deborah Brautigam)于2019年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债务陷阱外交;它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她提到,其所在的中非研究所收集的关于2000年至2017年中国在非洲1000多笔贷款的信息,另外,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也从2005年至2019年确认并跟踪记录了中国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超过1400亿美元的贷款。从两所机构的发现来看,“一带一路”的风险似乎常常被过于夸大或歪曲表述。博黛蓉不否认中国的海外放贷方式存在问题,但是她认为“中国政府为了自身利益而有策略地发放债务的想法,并没有事实根据”。

同样是2019年,位于纽约的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发布报告称,在以资源作抵押的贷款中,中国缺乏杠杆工具。该报告的作者分析了24个国家内的40起重新协商中国债务的案例,发现只有斯里兰卡汉班托塔港一案明确涉及资产抵扣问题。报告以乌克兰为例指出,中国原以为会以粮食运输来偿还的一笔贷款,但是不得不最终诉诸国际仲裁来解决争端,“乌克兰案例显示,尽管中国国力雄厚,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但是解决争端的手段仍然有限,即使与这些小国发生争端也力有不逮。”

风险巨大

正如世界银行驻孟加拉首席经济学家侯赛因(Zahid Hussain)之前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尽管目前并没有太多关于中国贷款的公开信息,但是中国资金还没有到‘债务陷阱’的程度。”

然而,有关批评人士的担忧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德国科隆经济研究所(IW)不久前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向海外输出的资金大部分都来自于2013年后的“一带一路”倡议。今年的新冠疫情更是让不少债台高筑的"一带一路"国家雪上加霜。

科隆经济研究所的学者认为,欠中国巨额债务一方面造成了这些国家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乃至政治依赖,另一方面,债务本身的违约风险也十分高。对于放贷的中国而言,这同样也是巨大的挑战。研究者也注意到,过去十几年间,中国已经多次大幅减免非洲国家所欠债务。报告因此认为,“一带一路”框架下受援国与中国都面临巨大风险,说明中国模式本身的可持续性存在问题,而这很有可能是中国为其地缘战略崛起所付出的高昂代价。

主要问题及改善建议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在最新报告中也提到一带一路的主要问题:中国通过各种双边关系逐渐零星打造“一带一路”项目。但是双方的政经活动和治理问题造成项目计划不周、管理不当。由此给经济、政治、社会和环境领域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迫使中国调整“一带一路”的路线。

如何提高“一带一路”项目的质量?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建议,中国的决策者应建立一个连贯、综合的决策系统,该系统应具有足够的风险评估能力以及严格、清晰、可执行的规则。 这将涉及解决中国内部的既得利益,特别是商业机构和国有企业种的既得利益。

就受援国政府而言,该研究所建议,它们必须对潜在项目的评估承担更大的责任,以确保其可行性和财务可持续性。 他们还必须发展与中国伙伴进行讨价还价的能力,以确保当地人民从“一带一路”项目中受益。 由于中国继续高度重视东道国的监管,“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伙伴必须加强其法律和监管环境。

新闻来源: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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