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在那一年9月进入台大外文，隔年颜元叔从美国回来，夹着新批评的理论风潮，展开了精读与细读的提倡和新批评实践的尝试。永乐回忆起当时的状况说：“在那时我才真正了解文学是什么，并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去。”

永乐多斯，真正的名字应该是维吾尔族语的Yulduz。Yulduz意即天上的星星，而永乐，刚好诞生于满天繁星之下，那时诗人的父亲，从医院走出来，抬头仰望着夜空的星斗，因此，此一充满闪烁而明亮的意象，遂成了一个诞生的纪念与女儿的命名。Yulduz，后来被母亲音译成了汉语的永乐多斯，汉译的名字，有着一种欢悦的声调，轻快、明亮的敞开了一个存在的世界。

但永乐却提到，其实从小，就因这名字，让许多好奇的目光绕着她的身子转。一个维吾尔族的后裔以及特异的名字，让她在同学间的认同意识上，存在着很大的压力。1950年生于台北的永乐，回顾着她从童年一路走到中学的路程，笑说那是一段通过别人的凝视，而逐渐在成长中找到了自我的认知与认同。

永乐的父亲阿不都拉（Abdullah），不但在政治大学担任教授，是一个诗人，也曾担任过立法委员。母亲是河南人，当过记者。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家庭中成长，不论是教育的重视或文学的薰染，对大女儿的永乐而言，自是具有一定的影响。所以永乐说：“我常常这样回想，因为我父亲是诗人，虽然用维吾尔文写诗，然而他在年轻时于家乡就有相当的名气了；加上我母亲又是中文系毕业，在抗战时也做过随军记者，因此父母亲的故事，对我影响还是蛮深的。”而且永乐的母亲喜爱读书，文笔又好，是以在那样的氛围中，潜移默化的，也让孩子们很早就喜欢上阅读，所以如她所说的，“耳濡目染”之下，也把父母爱读书的喜好给继承了下来。

高中时，进入北一女，即意味着在99%升学率中，已看到了大学的门槛。尤其在联考竞争非常激烈的60年代，北一女和建中的学生，几乎可以说是台大的宠儿宠女。永乐那时也是在联考中考到了很好的成绩，因此填入乙组时，自然也就填了那一组最高分的台大外文系。“其实在选外文系之前，并不知道外文系要念什么。只知道那是乙组最高分，填的都是以台大外文做为第一志愿。”永乐笑说，仿佛填写志愿就在昨日。“我在高中时倒也读了不少叶珊和现文作家的诗和散文，爸爸希望我读历史，可是想想，外文是那么多人最想就读的科系，还是选外文系吧。于是就这么样进了台大外文系。”

1968年，那时离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等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已8年，台大外文系做为现代主义风潮的据点，不论翻译、创作、理论和思潮的推介等，都展现了一种先锋的角色。永乐在那一年9月进入台大外文，隔年颜元叔从美国回来，夹着新批评的理论风潮，展开了精读与细读的提倡和新批评实践的尝试。永乐回忆起当时的状况说：“在那时我才真正了解文学是什么，并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去。”

“也适巧我们那一届是颜元叔回来做第一届系主任，他从美国带回来的比较文学和新批评理论，以及一些新的教学方法，因此他对我们在读书要求上，也就跟往前的不太一样。”当永乐升上大三，叶维廉也从美国学成回来，并在她们班上开英诗课程，而且在课堂上训练学生英诗朗诵，以及介绍了许多美国现代文学作品，使得当时外文系的文学教学变得颇为重要。言谈及此，永乐一时沉浸在回忆里：“那的确对我们的影响很大”。

而这份影响一直潜移默化，一直到了去美国念研究所，永乐的研习依旧延着此一路向，探讨美国文学：“研究海明威的作品”。因此，美国的现代文学对她而言，是存在着一种自由派人文主义的思考和辨证，也反映了她对文学品味的一种追寻。当然，这背后多少还是可以窥见颜元叔和叶维廉等老师的教学影响。

在外文系期间，永乐提到当时只对文学有兴趣，可是却没想到要动笔写作。“当时只想到要去教书”，而且很多外文系同学毕业，都选择教书为志∕职愿。即使出国，硕士学位刚取到手，美国大学的老师也希望她能留在美国教书。“因为那时有一些大学开始设立汉学系与汉学研究，所以他们希望我在美国留下来做研究，教中文。”然而由于在英国念书的先生希望她毕业后能一起回马来西亚，因此最后她决定放弃留在美国的机会，而转到马来西亚来。这样的一个决定和转折，也让25岁后的她，在生命中画下了不一样的风景。

1975年，永乐第一次抵达马来西亚。落脚的地方不是在繁华都会的吉隆坡，而是夫家处于柔佛州偏远小镇的圣模那（Semarah）。“那小镇就在麻坡（Muar）和峇株巴辖（ Batu Pahat）之间，那时候小镇尚未有自来水，我初到夫家，看到他们家门口有两个大水缸，很惊讶，以为是用来养荷花或什么的，结果却发现，那是用来储存水车送来的水。”永乐笑了笑，回想当时的情景，一切的陌异和惶然，都在时间里化成了记忆中永恒的纪念。

多少年后，她还记得当时在完全不懂马来语的状况下，于居住环境∕生活环境和台北，或纽约差距如此之大的小镇生活，总是怀着忐忑不安和惶恐的心情。如洗澡时，汲着冰凉的井水沐浴，总觉得泼下来的水冷滋滋，冷到了心里；偶尔洗澡间还会跳出一只青蛙来，甚至有四脚蛇出没，“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心理冲击，那时又怕又紧张。于是就一边洗澡一边掉眼泪。然后想说，唉呀怎么搞的，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幸好永乐的适应心理相当强，加上之前有过离家到美国读书的经验，因此慢慢也就适应下来。……

因为宗教关系，永乐跟一些马来朋友也能和谐相处。如她说的“当我一聊天，马来朋友知道我是穆斯林，并且知道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历史比马来西亚还更久时，马来朋友就感觉跟我很亲近。”加上熟稔英语，所以永乐在大马此一以伊斯兰教为主，以及英语通行的国家，无疑比一般台湾太太更能融入社会。

几个月后，在吉隆坡工作的丈夫安顿好居处，永乐才从圣模那移转到吉隆坡去。租住在一个小房间内，夫妻俩寄人篱下，充满着经济的窘迫感。丈夫白天上班时，永乐百无聊赖的在铺上一块布的箱子上，看点书，写写东西。“那时举目无亲，感觉孤独，于是把在美国留学时的快乐时光，用文字记下来，然后寄给《南洋商报》。”当时她把那篇稿寄给〈商余〉版，结果最后却刊登在〈旅游〉版上。主编随后来信鼓励，要她多写些文章过去，于是她写了很多跟生活有关的稿投去，也翻译了一些英文短篇，从此，开启了她在马来西亚漫漫的写作之路。

来马第二年，永乐回台北娘家过年。斯时马来西亚国家电视台准备开拍第一部华语电视剧，导播希望能找到一个华语讲得标准的女演员；在这方面，台湾太太最合乎这一要求。导播拜托永乐的先生找几位台湾太太去试镜，结果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成功。后来导播来永乐家谢谢他先生帮忙时，正好碰上永乐从台北回来，在导播鼓励下，就到电视台试镜。没想到这么一试，就走上了演戏这条路，并演了13集的《两家亲》电视剧。

“我那时演戏，不敢告诉远在台北的父母。因为我们家，思想比较保守，我知道爸爸会认为演戏不是我们家里人会做的事情，绝对不会允许我上电视的。可是主演那个电视剧，虽然时间很短，约4个月，可是却令很多大马华人认识了我，甚至到了今天，仍有不少人还记得我曾演过这么一套戏剧！”永乐笑说，或许那是马来西亚有史以来第一部华语电视剧，也或许是因为自己名字特别，所以才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演戏期间，永乐因为常读剧本，加上读大学时也念过戏剧，因此知道电视台需要剧本时，她觉得可以试试。于是有空闲时就投入剧本的写作，而且也都被导播们所用。后来广播电台的朋友找她写广播剧说：“你电视剧本写得快，广播剧应该可以写得更快吧！”于是，她又跨入了广播剧的创作场域来。因此那段日子，埋首殷勤，也写出了十几个电视剧本，外加40、50个广播剧，总量上算是多产了。只可惜这些作品最后全都丟失掉，都没能出成书。

从写作到演电视剧，名声渐晓，再后来，就有一些文教团体和学校也开始邀请她演讲。大致上，对这些邀约，永乐大多不会拒绝。因为她觉得，能以华语清楚的把心中理念传达出去，是一件难得的事：“所以那时开着自己的车子，即使连地方不知在哪里，也是一样摸索的去。”对永乐而言，那是一份使命，也是别人对她信任的光荣。因此，举凡文艺、文学、亲子、爱情等课题，都在她的讲演范畴中；全马13州，无不履及。至于独中，从最北的吉华到最南的宽中，再从西马到东马的沙巴和砂拉越，差不多全都走透透了。因为了解到华文教育的不易，所以永乐说，只要独中老师们一通电话打来，则就会义不容辞的奔赴演说之约而去。

（1，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