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曾浩年

俄乌战争成为人工智能（AI）军事化演武场，发展掌握生死决策权的杀人机器，威胁传统伦理观。

俄乌战场的上空，一架无人机悄然执行任务。这台搭载先进人工智能（AI）系统的机器，不再依赖人类操作员的即时指令，能够自主规划航线、识别目标，甚至决定是否攻击。

随着这种生死抉择逐渐从人类手中转交给人工智能，仿佛打开一个无法逆转的“潘多拉魔盒”。

在乌克兰，军队正面临严峻作战的挑战。在高度激烈的电子战中，多数“第一人称视角”（FPV）无人机部队的目标命中率急剧下降至30至50%，新手操作员更可能低至10%。通讯干扰成为无人机作战的致命瓶颈。

今日的战场，电子战系统不再是精锐部队的专属，而是基层部队的基本装备，能够有效屏蔽无人机与操控端的通信，打造出一层安全屏障。这类技术原仅用于保护高价值的军事资产，如今却被标准化配备于前线战壕和普通军车，以抵御空中的致命威胁。

面对这些挑战，乌克兰将希望寄托于人工智能。乌克兰部署数十种国产系统的无人机，将大幅提高命中率至80%左右。这种提高源于人工智能系统在复杂的电子干扰中，也能保持自主导航与目标识别能力。

起初为民用竞赛而设计的“第一人称视角”小型无人机，已迅速成为战场上最普遍的攻击载具，俄乌双方每年生产数百万架，彻底改写了现代战争的形态。

责任归属模糊不清

人工智能军事化的浪潮，并不仅限于乌克兰战场。美国空军成功测试人工智能控制的F-16型战机，展现卓越的空中作战能力。以色列亦在加沙地区部署了人工智能辅助打击系统。各国争相发展人工智能军事技术，潜藏的风险或将使全球局势更显动荡。

当人工智能系统开始自主做出生死抉择，便引发一个根本性的伦理困境：谁该为此负责？传统战争中的决策责任，可追溯至具体的人类指挥官，而在人工智能时代，责任归属变得模糊不清。人类是否已准备好接受一个由机器掌控生死的世界？

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效应，对人类道德责任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当生死抉择被算法化，传统的道德判断体系或许将无法再适用。更严峻的问题是：这些由机器依据参数决定的道德准则该如何制订？这些不断挑战我们道德责任和人性根基的问题，正在重新塑造社会对人性价值的理解。

数字化战争遮蔽人类情感

让电脑代替人类做出生死决策，或会引发一种可怕的心理疏离。当决策者通过冰冷的数据界面，而非直面战场现实时，生命被简化为数字和目标。

这种疏离感，可能逐渐消解人类对生命的敬畏，使重大决策变得过于轻易，数字化的战争或将渐次遮蔽人类的情感，使决策者忽视其行为的真实后果。

在医疗领域，人工智能同样展示出惊人的诊断准确性。在肿瘤识别、病理分析等方面，已足以与人类医生媲美。但当人工智能诊断结果与主治医生意见相左时，最终应由谁来决定？在紧急情况下，是否应赋予人工智能决定治疗方案的权限？尤其在重症监护病房中，面对多个危重病患的抢救优先级排序，若人工智能系统能更精准地预测存活概率和治疗效果，这种生死决策的权限是否应移交给它？这不仅关乎效率，更攸关医疗伦理的核心。

城市管理中的应急决策亦面临相似的困境。人工智能比人类更迅速制订最优的疏散方案，但是此类方案可能涉及牺牲部分群体的利益。如此关乎群体生命安全的抉择，是否适合完全交由人工智能裁定？

考验人类责任与伦理

在司法领域，人工智能辅助判决系统，正逐步改变传统法庭的操作模式。美国法庭曾经采用的“COMPAS”系统旨在通过分析数据，协助法官评估被告的再犯风险，并在量刑时提供参考。然而这套系统被指控在数据模型中存在对非裔美国人的偏见。当人工智能介入司法，尤其涉及死刑等极端判决时，人类是否真的能接受机器的判断？

在这些生死攸关的决策领域，人工智能的参与并不仅是技术进步，更是人类责任与伦理的严肃考验。每一次人工智能的参与，都会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技术应如何融入人类价值体系，并确保其行为符合人类的伦理标准。这些反思与选择或将决定我们未来的道德标准，并塑造出人类社会的新伦理框架。

在未来，人工智能的生死决策能力，是否能带来真正的和平与繁荣，还是只会放大人性中的脆弱与危机，仍然是个未解的命题。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