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曾浩年

印度拼装文化卖弄小聪明，无法从结构与制度上解决问题，祸害印度的现代化进程。

印度公共服务与基础建设都比较落后，日常生活常会遇到各种大大小小的问题，但脑筋灵活的印度人往往都能以手边有限的资源，拼凑出旁人眼中创新又奇特的即时解决方案，在印地语中这种现象叫做Jugaad。

Jugaad英文通常译为“Hacking”，而中文则较难有对应的词语，有译为“另类替代方案”，也有不太精确地译为“山寨”，但是对于其精神，中文倒是能准确描述为“穷则变、变则通”，但往往是得过且过，凑合过日子，临时解决危机，却未能从制度上与结构上解决问题，成为一种损害印度发展的文化心态，引起印度学界的反思。

学界研究Jugaad

研究Jugaad现象的著作众多，不论取其褒或贬义，阿米特·拉伊（Amit S. Rai）的《Jugaad Time》认为Jugaad有一种特征，它无法被标准化、统一化地学习或传授，真正的Jugaad必然是自发且创新的。

而另一本著作《Jugaad Innovation》则说：“Jugaad是一种独特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以应对挑战（……）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发现机会，并机智地用简单的方法即兴地解决问题。

Jugaad就是用得更少、做得更多。

“几乎所有印度人在日常生活中都会Jugaad（……）比如用柴油发动机拼凑成一部临时卡车。”

西方媒体为何褒印贬中

西方媒体捧印贬华，借印度民主抨击中国，将印度“浪漫化”，被学者视为一种东方主义，想像印度是灵魂安静修养之处，漠视现实的残酷。

西方主流媒体长期以来都是印度发展的支持者，差不多每一篇提到印度的新闻，总会带上一句：“印度是全球最大的民主国家”。

很多西方媒体都对印度有一种“浪漫化”的倾向，被印度哲学的迷宫所迷惑，被那些色彩斑斓的衣服与建筑物的颜色所感动。当然，他们都喜欢印度的瑜伽，可以养生健体。而印度精英普遍使用英语，更使得西方人有亲近感。

西方媒体一般不会深究印度的负面新闻，反而往往借印度来抨击中国，彰显中国是“专制、极权、没有新闻自由”。

疫下民主体制一团乱

西方驻印度的记者早在20年前就爱比较印度与中国的发展，并且大多认为印度比起中国更有希望，因为印度拥有民主的利器，又可以说英文，肯定会比中国更容易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其实西方主流媒体看印度，就是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伊德（Edward Said）所说的“东方主义”，将西方人自己的情感投射到印度的土地上，寄托自己的感情，但所描述的印度其实不是真正的印度，而只是西方媒体界所想像的遥远国土的虚幻。

印度成为西方一些知识分子的“桃花源”，向往一个灵魂安静修养的地方，可以化解西方世界高度物质主义的弊端，而漠视了印度现实的残酷。

印度的民主实践并没有带来印度人民的幸福感。这次疫情侵袭，印度的民主体制的应变陷入一团混乱，暴露这个最大的民主国家原来只是一个“失败的国家”？而这都是西方媒体报道的盲点。

但那些长期捧印贬华的西方媒体最近都被自我打脸，因为一场疫情暴露了印度治理能力低下的短板，爆发大面积死亡的悲剧，迄今已有20多万人死亡，估计最后甚至可能超过美国疫情死亡的50多万人。

而中国的防疫成功，与之形成强大的落差，显示中国组织化社会的效率，更能保障人民的生命权，但对西方主流媒体来说，这都是他们不愿意接受的事实。 

富豪明星“出印度记”

印度上流社会富豪、明星纷纷一掷千金，务求逃离印度，机票价格暴涨35倍。

4月22日，印度疫情突破30万宗确诊，令印度人心惶惶，4月底就有超过300个航班取消，世界各地纷纷收紧印度旅客入境申请，包括香港、英国、加拿大等地都禁止了印度的旅行。

在春夏之交的印度次大陆，就上演了一场惊天动地的“出印度记”，印度上流社会富豪、明星纷纷一掷千金抢买机票。出印度的机票像是逃生船票般可贵，人们务求先逃出印度，再到其他地方落脚。

在4月底，就有数十架包机从印度飞到迪拜，这都是私人飞机，机票暴涨到3万5000至3万8000美元之间，是平时机票价钱的35倍。另外，在4月24日，亦有一架印度私人飞机飞往英国，在英国对印度实施封锁前44分钟抵达，飞行9小时就花费了约13万9000美元的天价。

明星社媒炫耀享乐

印度富豪纷纷逃离，宝莱坞（Bollywood）明星们也同样赶着买机票离开，印度男星兰比尔（Ranbir Kapoor）和女友一同坐飞机逃出印度，更受批评的是女星巴坦妮（Disha Patani）及男星史洛夫（Tiger Shroff）跑到马尔代夫，却在社交媒体上载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陶醉地看夕阳。

印度国内水深火热，艺人们不仅逃离国家，还公然亮出玩乐照片，自然受到国内民众炮轰，更为同行所不齿，男演员席迪圭（Nawazuddin Siddiqui）亦不禁发声批评，指印度民众正处于水深火热，他们却还有心情炫耀享乐。

Jugaad成独特国情

Jugaad这个词的用法既能褒也能贬，从好的意义来看，Jugaad的确在很多困难的情况下突破了思考模式的限制，勇于尝试新的方法，务实活用手头边的一切资源，表现出实践高于空谈理论的态度。但另一方面，Jugaad也是马虎凑合，不追求更高更根本的解决方案，简言之，得过且过。

印度人在这两方面都非常突出，构成一个怪离的现象。一方面印度人的聪慧与灵活，使很多印度人在西方科技创新企业中表现出色，每多担任高位。

根据瑞士亿康先达（Egon Zehnder）统计，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上市公司中，印度裔的执行长数量高居第2，仅次于美国。

存大量社会问题

另一方面，印度又存在大量无法马虎处理好的社会问题，但却从没解决，比如食水、卫生，往往都是低层人民凑合以Jugaad自找出路解决。

有说，印度“去中心化”的制度使很多只能通过多方集体协作的公共计划极难执行，只能Jugaad一下小修小补，无法打好建设社会的各种基础条件，比如大型公共基建、银行业改革、宗教改革等等印度急需的改革，因此印度国体本身就像是一个超大型的Jugaad，以一种旁人无法通盘理解的方式多方拼凑起来，形成印度独特的国情。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