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东南亚广结奇缘 辛亥革命靠南洋捐助
作者:卢德仪
孙中山在东南亚活动、组织、宣传与筹款，将海外华侨转化为革命的重要支柱，他们出钱出力，以身相殉，辛亥革命约三分之一经费就来自于南洋华侨捐助。
现代中国革命人士孙中山先生在东南亚的活动，成功将海外华侨转化为革命的重要支柱。据统计，辛亥革命的经费约三分之一来自南洋华侨捐助。他通过组织、宣传与筹款，不仅推动了中国革命进程，也强化了华侨的民族意识。没有南洋华侨出钱出力，以身相殉，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功。
孙中山于1900年开始在东南亚地区活动，这些地方当时是华裔密集的区域。孙中山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便是在这些地方开始建立的；之后，光复会和同盟会的成立也进一步加强了他与东南亚华侨的联系。
孙中山8次到新加坡，分别下榻不同的住处，而晚晴园的意义则最为重大，作为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支部，奠定了新加坡曾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华侨商人张永福、陈楚楠和林义顺是孙中山在新加坡的得力支持者，他们积极参与筹款并宣传革命理念。晚晴园即是张永福的产业，张永福于1905年购置这栋别墅作为母亲陈宝娘安享晚年的居所，因而命名为“晚晴园”。后来张永福将晚晴园让给孙中山进行革命事业，孙中山的3次起义先后在晚晴园策划。
在新加坡，孙中山的际遇开始并不太顺遂，1900年他抵达新加坡后就遭遇保皇派的威胁，指控他涉及谋杀，将他扣留。殖民政府将他视为“危险人物”，驱逐他出境，5年内不得入境。这个时候，新加坡并没有革命人士，孙中山被驱逐出境后，也就很少留意新加坡任何与革命有关的动向。直到1904年第一份革命性报章《图南日报》创刊后，新加坡才又引起他的注意，《图南日报》的创办人正是张永福和陈楚楠。
日历牌促成革命合作
1905年农历新年，《图南日报》印赠一份日历牌，题有革命词和相关图样，孙中山在夏威夷檀香山偶然看到这份日历牌，十分欣喜，购买了20份，并致函询问，一份日历牌促成了孙中山和新加坡革命党的合作。孙中山后来从欧洲前往日本，途经新加坡，当他所乘搭的轮船抵达时，陈楚楠、张永福和林义顺3人上船与孙中山见面。这次会面奠定了日后同盟会在新加坡设立分会的基础，当时是孙中山被新加坡殖民政府驱逐并禁止入境新加坡后的第5年。东南亚华侨社会之有革命党的正式组织，即在晚晴园开始。新加坡同盟分会以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副之。当时乃秘密组织，会员见面互以暗号沟通。
晚晴园地位之重要，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策划，以及与革命伙伴在此商议可见一斑。同盟会的党章在此起草制定，并成为其他东南亚分会的楷模。从新加坡开始，同盟会扩展到对岸的马来半岛的芙蓉、吉隆坡、怡保、槟城等地。
革命受阻转到马来半岛
中国近代史上许多著名的战役，如黄冈起义（1907年5月）、镇南关起义（1907年12月）、河口起义（1908年4月）等，事前都是在晚晴园策划。然而，一连串的起义，没有一次成功。会员们出钱出力，却不见成效，倍感疲惫心竭，逐渐对革命失去当初的热诚。当时，满清驻新加坡领事频频施压殖民地政府干涉同盟会活动，致使革命活动陷于困境。孙中山在新加坡遭遇了革命生涯的低潮期，他尝试整改组织，在1908年7月成立南洋支部，藉此唤起当地党人的热诚，但依然成效不如预期。1909年后，孙中山的东南亚基地转换到了马来半岛北部的庇能（现在的马来西亚槟城）。
筹款购军械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大笔的资金，必须筹得数10万元的钜款，才能购买大批军械，召集多数同志，组织大规模的起义。募款的重任孙中山自己担负起来，当年他的足迹遍及新加坡和马来半岛的芙蓉、吉隆坡、马六甲、槟城、太平、江沙、和丰、怡保、务边、九洞等地的矿场、橡胶园和街市，在这些华人聚集的地方举行讲演会，所幸华侨同胞总是尽其所有地把身上的钱财掏出来捐献，给革命党人带来很大的鼓励。
1906年孙中山与新加坡的志士一同第一次抵达吉隆坡，他们的目的是向当时的大矿主寻求经济上的支持。孙中山曾经与吉隆坡矿主陆佑见面，极力说服陆佑捐助一批革命军费，但是陆佑为了不要惹上麻烦，拒绝了。之后孙中山前往怡保，未料当地的大矿家胡子春对他发出暗杀令，孙中山不得不连夜撤走。
庇能会议改变中国命运
在槟城华人的大力支持下，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从新加坡面临的低潮期走出来。孙中山于1905年第一次抵达槟城，在两位支持者吴世荣和黄金庆的安排下，在小兰亭做了首次演讲。这个地方见证了孙中山喊出了激昂的“满清不去，中国必亡”的口号，激励了在场的听众，槟城同盟会随之成立。不过，孙中山在演讲后受到一些保守的商人攻击，指他“无父无君”，是大逆不道的“造反”。即使受到阻滞，孙中山依然勇往直前。
1910年7月，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部从新加坡搬到槟城，孙中山在这里召开了被称为改变中国命运的重要会议：“庇能会议”。孙中山在槟城的重要事迹还包括创办了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用以启迪民智和宣传革命。《光华日报》的报头是孙中山亲自题字，报纸现在仍每天出版，是槟城具有影响力的华文报章。
1910年11月13日，庇能会议在柑仔园门牌四百号召开，孙中山召集同盟会骨干黄兴、胡汉民、赵伯先，以及槟城代表吴世荣、黄金庆等人策划第十次起义，也就是后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同年11月14日，在打铜仔街120号同盟会南洋总部机关，同时也是槟城《阅书报社》和《光华日报》报馆所在地，再次举行秘密会议，也就是史称“庇能会议”的重要事迹。当时处于低潮期的孙中山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激发革命党人重新奋起。据说他演讲时声泪俱下，在场人士无不动容，据南洋机关总部委员杨汉翔记载，众人当场捐出8000大洋作为广州起义基金，同盟会以筹募教育基金为名，在马来西亚各地筹获数万元，为革命士气注入一剂强心针。孙中山随后从槟城发函同盟会各分会，共募得18万6000余元，成为黄花岗起义的主要原动力，槟城可以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转折点。
黄花岗烈士南洋忠魂
1911年（辛亥）4月27日，孙中山发动的第2次广州起义又遭失败。此役牺牲了72位革命党人，也就是名垂青史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烈士中有四分之一是南洋华侨，其中四人是槟城华侨。“七十二烈士”的牺牲是历来武装起义中表现最勇敢和壮烈的一次，激发了全国反清情绪，成为辛亥革命的重要导火索。
革命党在孙中山革命精神感召下，“以浩气赴事功，置死生于度外”，越挫越勇，最终于1911年10月10日迎来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成功。
根据槟城历史工作者的记述，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从美国回去中国候选民国大总统时途经槟城，特地做几小时的短暂停留，与当地的支持者见面，足见槟城在孙中山心中的举足轻重地位。
当中来自槟城的吴世荣作为南洋各埠同盟会总代表，应邀出席于1912年元旦举行的“中华民国开国大典”。
媒体称，当时孙中山亲到上海码头迎接，轮船抵岸，吴世荣在军乐声中下船，孙中山箭步上前，紧紧拥抱吴世荣，随后发表演说，其中就提到后来史家和海外侨界都津津乐道的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
吴世荣家底深厚，为了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他倾家荡产卖掉自己的产业，包括他妻子的嫁妆，即位于槟城红毛路十一号、当时槟城最雄伟气派的私人宅邸。
孙中山每次需要筹募基金，就联系他，他都会倾尽全力到处募款。这些事迹说明了南洋华人出钱出力，以身相殉，成就辛亥革命。
胡志明翻译过三民主义
在1900年至1910年期间，根据一些口述历史和正式史料，孙中山的东南亚足迹也遍布越南、泰国和印尼。
根据越南历史学者，孙中山曾在越南组织从日本购买武器并将武器运入中国境内，并在那里聚集参加起义的武装人员。据了解，越南国父胡志明曾经翻译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派发给其革命追随者。胡志明在书中写到：“三民主义很适合越南。”越南建国精神独立、自由、幸福，对应三民主义的民族、民权和民生。
为了隐藏身分，躲避被跟踪，方便秘密行事，孙中山经常化名进出不同地方。孙中山在1903年就化名“杜嘉诺”，以医生身分秘密来到曼谷。孙中山在当地结识了以反清为宗旨的民间团体洪门天地会的侨领萧佛成，动员侨胞团结起来，支持革命。
槟城新加坡设纪念馆
孙中山在新加坡和槟城等地所居住过以及作为革命活动的房子，目前在当地华社和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开辟为纪念馆和博物馆，记载着孙中山在东南亚的革命事迹和倡议。槟城历史工作者曾印制“孙中山史迹巡礼图”，列出当地18处房屋旧址和路线图，游览者可按图索骥，逐一缅怀孙中山的革命情操。
至于新加坡晚晴园，1910年张永福将之转售，之后又几经转手。1937年，6位来自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和华商社群的领袖，即李光前、陈延谦、李振殿、周献瑞、李俊承和杨吉兆，汇集他们的资源，合力购回晚晴园，并且捐赠给商会；晚晴园于1940年元旦首次作为纪念馆向公众开放。晚晴园现在已成为国家古迹，并由新加坡国家文物局管理。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孙中山最后演说揭示 大亚洲主义抵抗列强
报道：本田善彦
孙中山去世前在日本神户发表了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引起轰动，犀利指出西方霸道和东方王道的政权逻辑，引发中日民众亚洲共情，但也被某些帝国主义者歪曲利用，值得审视思考。
2006年秋天，返回日本神户拜访华裔作家陈舜臣，我俩均为土生土长的神户人，自然而然聊到与家乡有关的议题。
陈氏曾写过以现代中国革命人士孙中山为主题的小说作品《青山一发》（2003年，《读卖新闻》连载，另称《孙文》），他分享创作心得之际，聊到孙中山和神户的关系。陈氏称，很多日本人的心目中，孙中山和神户有着密不可分的缘份，似有“孙中山常在神户”的印象，其实孙中山频繁出入神户，但实际停留神户的时间并不像外界所想像那么久。
孙中山与神户奇缘
8年后，我参与协助“台北国史馆”制作的纪录片《永不放弃—孙中山北上与逝世》之际，有机会返国访问神户孙文纪念馆（日本唯一的孙中山纪念馆），此时，馆长爱新翼指出，孙中山从事革命事业30年，其中前后加起来9年，等于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日本度过，但其中逗留神户的时间，全部加起来才几十天而已。此番话印证陈舜臣之说法的同时，也引起另一个疑问，那就是为何产生“孙中山常在神户”的印象？
一，当年尚无定期航空客运，不少赴日旅客由神户港登陆。华侨聚居的神户，孙中山生前造访过共18次，1895年11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孙氏避难到日本由神户登陆，之后也好几次经过神户港。他最后访日是1924年11月的事，因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决定赴北京与现代中国革命人士段祺瑞、冯玉祥等共商国事。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揭橥召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问题的目的，11月22日由上海启程经日本北上赴天津。孙氏11月24日带着其妻宋庆龄在神户港上岸，抵达之后接受当地记者的采访，这些可让读者容易产生“孙中山常在神户”的印象（孙氏在神户停留一星期，至11月30日前往天津，不久后病逝于北京）。
二，可能更最重要的，就是孙中山最后访日之际，在神户发表的所谓“大亚洲主义”的演讲引起广泛共鸣，确立孙氏在日本的地位。
1924年的访日期间，孙氏数度发表公开演说，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就是11月28日应神户商业会议所之邀，于兵库县立神户高等女学校讲堂发表的以大亚细亚问题为题的演讲。当天的演讲由黄昌谷负责记录，戴天仇（戴季陶）负责口译。
演说内容为应“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据反帝国主义与“济弱扶倾”的思想展开论述的。
孙氏说：亚洲文化为世界最古老的文化，但到了20世纪，亚洲就开始由强盛逐渐衰微，诸多亚洲国家逐渐遭到西方强权侵略。但此时，日本能摆脱不平等条约，之后打赢日俄战争跻身列强之一。此举鼓舞了亚洲各地兴起独立运动，也驳斥白种人优越主义。
日本应助亚洲反列强
孙中山指出，西方是仰仗“船坚炮利”之霸道文化，而亚洲是“以德怀人”之王道文化。日本身为率先摆脱被殖民的国家，应当负起责任协助亚洲各国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谋求和平和解放之路。
孙中山最后端出经典的一句话，做西方霸道的鹰犬，或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们日本国民去详审慎择。孙中山还呼吁日本，称：中日是同种同文的，是兄弟之邦，以历史和地位讲起来，中国是兄，日本为弟，日本应当协助中国摆脱不平等条约。
研究中国现代史的神户大学名誉教授安井三吉指出，据说当天有2000到3000个听众，以神户市民为主的日本百姓，他们听了孙氏演讲非常感动，现场掌声如雷，场面异常热烈。孙氏所主张的就是日本和中国同属于亚洲之国家，可谓唇齿相依的关系，透过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一起对抗欧美强权。
对当年的日本百姓来讲，对孙氏的这些主张是能够认同的，也会深有同感。
但当年日本政府的思维和态度并不如此。发生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处于剧烈的动荡状态，北京的袁世凯已拿到强大独裁权的大总统位子，同时代表南方势力的孙中山在东京组建了“中华革命党”，在双方严峻对立的态势之下，以“北袁”和“南孙”的对立为主轴展开。
外务省分裂中国计谋
前大阪大学教授子安宣邦在著作《近代日本的中国观》中指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将中国分裂作为良机，考虑如何维持和发展自身的权益。
辛亥革命爆发时，时任驻清国公使伊集院彦吉立刻向外务省发电建议称，恰好利用此形势，起码能建立起中清和南清这两个独立国家，而北清由现朝廷继续统治。
对华政策乃分裂中国
子安点出，此乃分裂中国之策，而20世纪日本的对华政策基本上一直如此。因此，以“北袁”与“南孙”的对立图示来分化掌控中国，是与以中国分裂策略为前提的对立是同调的。
日本所谓的亚细亚主义者对将孙中山视作代表革命派之支援，实则是对日本政府分裂中国之大陆政策的补充。
二战的毁灭性失败，就等于冒称“大东亚共荣圈”之日本帝国主义的挫折，近20、30年来的日本之衰退和没落，意味着战后日本经济发展模式的破绽。
不知日本有没走“王道”的意愿和能耐，但似乎缺乏维持实践“霸道”的本钱。
换来高喊“中华复兴”的今天，全球民众却在反思，如何落实“要走西方霸道之路，还是做东方王道的干城”？
■下篇预告
孙中山东南亚广结奇缘
辛亥革命靠南洋捐助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
相关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