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黄杰

金刻羽的父亲金立群，是文革后第一届英国文学研究生，醉心文学，最近金刻羽还表示父亲每天都在读法语，“最近又重新捡回了法国文学”。

从文学出发，以文学的眼光去理解世界，先有了文学的眼光再提炼出来的一套经济学理论，金立群正是凭这样“非典型”的能力当上了亚投行行长。

很多跟金立群共事过的外国政要也表示，金立群和他们开会时往往都不是从经济学开始，反而是从当地的文化、历史、文学开始说起，在外交场合上让人非常受落。

困难的求学之路

金立群的早年生活艰难。他在江苏省常熟中学毕业后，进入南菁高级中学就读，1968年毕业。期间，他参加了下乡知青工作，从1968年到1978年一直在农村劳动。在农村的这段时间里，金立群种地、修水利并担任教师。

然而，金立群在上大学的道路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尽管他希望通过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但未能如愿。他的高考成绩未能达到录取要求，而在政治风向逆转的情况下，他再度与推荐上大学无缘。

直到1977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并在隔年恢复研究生制度。金立群在1978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研究生，并于1980年获得英语文学硕士学位。研究生学业完成后，他于1981年被中国财政部派遣到位于美国华盛顿的世界银行工作。

在世界银行任职期间，金立群担任了多个重要职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外事财务司副处长和世界银行中国副执行董事，1998年更成为朱镕基总理任内的财政部副部长。

但真正让金立群对于经济活动有实际掌握，还是因为他在1990年代翻译出JP摩根家族史，让金立群理解到经济理论只是解释了部分的故事，经济活动最后还是人的活动，也是政治的活动，因此，文学的眼光应是和经济理论相辅相成的。

首位中国人副行长

有了此基础，金立群后于波士顿大学经济系研究生院进修，提升了自己的专业知识，于2003年，金立群成为亚洲开发银行首位中国人副行长。

在2008年副行长任期届满后，他转任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长和党委副书记。之后，他还担任过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初，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筹建工作组成立，金立群被任命为组长。他还担任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临时多边秘书处的秘书长。

2016年1月，他当选为亚投行的首任行长，并在2020年连任，至今一直是中国实践“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上的重要战将和理论家。

20多年海外文化冲击

影响金刻羽的世界观

金刻羽经济学天才的背后，也是人的故事，也是生命在求真过程中的挣扎。而翻开金刻羽新书的第一章的第一段，可以找到她成长背后的故事、她20多年在国外所经历的文化冲击，以及这些经历对她的世界观的影响。

在《中国新策略》中，金刻羽写到：“我首次意识到要向西方人解释真实的中国的必要性是在1997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青少年，以交换学生的身分来到了美国。纽约霍瑞斯曼高中的校长是具备远见卓识的劳伦斯·韦斯博士（Dr. Lawrance Weiss），尽管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远远较小，但他预见到了中国在世界上的未来重要性，他认为，将真正的中国观点引入学校和社会生活是重要的。我被选中来填补这些空白……

“我从一个地理和意识形态遥远的地方空降而来，对同学们来说，我显得很奇特。在校外，每当我提到我来自中国大陆时，都会引发一连串的问题。中国什么时候会成为民主国家？你感到被压迫吗？你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知道自己不能选择自己的总统会是什么感觉？中国的经济何时会停止增长？我有幸与一个热情好客的美国寄宿家庭同住，他们直接将我带入了美国的政治生活。我刚从共产主义的中国来到这里，就直接投入到了纽约州的民主选举中，分发传单，参加募捐活动。我遇到了很多见多识广、政治敏感的人，但他们提出的问题竟然与我的同学相同。

“我开始明白，即使是学识渊博的美国人对中国生活的理解也只是皮毛。我感觉到他们对我在一个他们认为落后、言论自由和政治选择受限的国家成长的同情。他们想像中的中国，与我日常生活中的中国大相径庭——更不用说到1997年时，我的祖国已经发生了剧变。”

西方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奇迹

14岁的金刻羽因为在美国的文化和政治冲击，很早就意识到，西方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奇迹、中国社会剧变的事实。

这背后也有一个学术的原因，即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研究的“成功案例”都是发生在文化相近相通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之中，对于长年经历殖民主义、经济制裁、“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西方经济学故意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名曰“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al economics）的非主流分类，那其实是将世界上近80%未进入发达经济生活的人口排除了。

有了这种文化上的认识，对非西方世界不被西方主流理解的自觉也会随之建立起来。这个文化领域的问题意识，在早年的金刻羽身上进一步变成了一个学术上的问题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变成了她对“卢卡斯悖论”的关注。

在1995年的经济诺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看来，这一悖论成为我们理解全球经济失衡的钥匙。虽然表面上看似合理的资本流动理论，却在现实中遭遇意外的顿挫。

为何富裕国家的资本不如预期地流向贫穷国家，进而挽救那些极度贫穷、发展停滞的国度？为什么中国是一个例外？显然，这个问题比我们以前认为的要复杂得多。

实际上，这种穷国越穷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相较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预测，卢卡斯悖论揭示了一个更加繁杂的真实世界。那么，资本的流动究竟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

以更大眼光解决较小问题

当2009年金刻羽还在哈佛念博士时，她的论文《论国际贸易与宏观经济动态》（Essay o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Macroeconomic Dynamics）其实就已经尝试回应这个时代的大哉问，并有效地建构了一个关于国际资本流动（international capital flow）的理论框架。

她在哈佛的岁月甚至也不是集中研究中国经济的问题：正如金立群的教育理念一样，金刻羽总是以更大的眼光去解决较小的问题，对于西方人对中国经济崛起和社会剧变的误解，她就以更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与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解释。

到了2012年，她在国际顶尖学术刊物《美国经济评论》上出版《工业结构与资本流动》（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Capital Flow）一文，被广泛认为已经是为真正“解释”卢卡斯悖论提供了很好的、可实证实验的理论基础，但其实背后的核心理念也是要把成功在西方的抵制下实践工业化的案例，更好地融合进去关于国际资本流动的分析之中，也隐含对中国经济发展经验的借鉴。

对于世界经济实际运作和西方主流所提供的理论解释之间的差距有所认识之后，金刻羽就有了基础的理论条件，把她的研究关注和最初有关西方对中国的误解连接起来。

在此后的几年间开始，金刻羽常在媒体上提出“要为西方提供真实的（authentic）中国经济分析”的己任，开始为解释中国问题而努力，包括在《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财新》、《卫报》、《世界报业辛迪加》等知名媒体和西方精英辩论及讨论中国经济议题。

保持宏观真诚思想

而金刻羽选择在西方人面前表达的，不只是包括中国好的一面，也包括中国种种正在面对的问题，也包括中国大陆官方一些避而不谈的经济问题，这也保持了她一向宏观、真诚的思想取态。

例如，她就曾在《华尔街日报》上讨论中国青年失业率高企的问题，金刻羽指出对于“新生代”来说，中国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尽管他们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却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失业率高达20%，然而制造业和高科技产业却缺乏足够的岗位，金刻羽指此问题源于教育与市场需求的落差，文凭虽多，却未必符合高科技部门的技能需求。

但同时，金刻羽也提出中国政府处理这个问题的策略，向西方人指出中国不会学习美国那样（高度金融化、产业真空化）的发展道路，反而提出中国政府已开始致力学习德国那样提高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以期填补制造业的空缺职位。

理论的战国时代

然而，从金立群、金刻羽的人生故事和对知识的追求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的经济成就背后，其实中国的思想家、经济学家仍然在努力为解释中国经济的问题，提出了很多高度重视实践、高度原创的理论，中国经济理论因为中国经济成功这个现象，进入了一个群雄争霸的时代。

除了金刻羽的《中国新策略》以外，也有同样是留学美国的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

林毅夫比金刻羽更明显地将经济学的思考上升成为对哲学的思考，出版了《本体与常无》这本探讨方法论和思想的作品。

设计非洲工业化蓝图

同时，林毅夫也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家，曾出版《工业政策革命》一书，把非洲工业化背后的理论蓝图说明。

可见这些看似领域不同的经济学家，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和重视，其实也聚焦研究相近的问题。

实践上，林毅夫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就在南南合作中心的旁边，曾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顾问的他，在担任国际公职时早已和非洲多国政要有交流，包括埃塞俄比亚前强人总理泽纳维，林毅夫成功帮助泽纳维推动第一个五年计划。

金立群也一样，从文学的进路进入经济学，在当亚投行的行长职位时，他行走在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研究并观察占世界80%人口的经济运作，走在推动工业化、经济独立自主的思想最前线。

这也表示了中国的新经济学思想重视实践、从实践中学习和把实践经验升华到普遍理论的特质。或许，这就是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最大的差别。

在北京大学另一位相当重要的已故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提出，要把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系谱化的理论构想。厉以宁的想法跟金立群通过文学来进入经济学的经验相近，厉以宁的理论作品之中充满了对历史的反思，把经济学视为一门混合性的学科来研究和思考。

中国理论的独立性

或许金刻羽这一次向西方人解释中国经验的最大意义在于，在英语世界中确立了中国理论、中国经验的独立性和实践性，从最根本上的层次呼唤了西方学界要重视理论化中国经验的问题意识，让中国经验不只是一个中国人民和知识分子的知性财产，更能从中国的经验出发，造福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