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江迅

新的一年来临，香港中文大学以“博文约礼·中大人”为主题的2021年历，透过12位与中大渊源深厚的国际著名学者之名言隽语，配上校园的知名景点与地标，排在1月份的是钱穆。

2020年的8月30日，是钱穆去世30周年，因疫情和政治原因，对他的纪念稍嫌冷淡，不过从年头到年尾，他常常是学者们的话题焦点。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长年来以宪法与政治理论、行政程式法、港澳基本法为研究方向，他近期的《钱穆的书生论政与法治辨思》、《钱穆的贤能政治论及其政制史研究的典范意义》等引发议论。钱穆的中国文化精神的传承，特别是法治观中的“人尽其才”与贤能治理思想，对于矫正当下的法治形式主义，包括香港管治当局的法理弱点是有帮助的。

12月15日，田飞龙接受《亚洲周刊》访谈。

问：你所说的钱穆最后的思想遗篇《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落脚结论之处，提出了怎样的文化政治判断？

答：1990年初秋，钱穆先生在台湾逝世。在其晚年的“终极思考”中，具体的中国历史细节与议题争讼已不重要，老先生在身体与思维能力均有所下降和受限的条件下，将最终的思考点放在了“天人合一”之上，并以口授形式留下最后的思想遗篇《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文中虽仍聚焦关于天人关系的义理辨析，但指向秩序维度的天下主义关怀以及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立场的秩序法理的自信和阐发，却是真正的“文化遗命”之所在。他在文章落脚结论之处提出了两个关键的文化政治判断：其一，中国文化宗主论，即“我以为此下世界文化之归趋，恐必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宗主”；其二，天下主义秩序论，即“今仅举‘天下’二字，包容广大，其涵义即有，使全世界人类文化融合为一，各民族和平并存，人文自然相互调适之义”。

探讨天人合一治理遗命

问：钱穆逝世30年来，你怎么看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秩序的发展？

答：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秩序已大有进展：一方面，正统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的积极和解开辟传统文化复兴及介入合法性重塑过程的必要空间；另一方面，在中国，中共十八大以来“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展开，为天下主义的理念与制度构想的启动和实践，提供前所未有的国际空间。从国家整体治理思想的角度而言，法治与德治的宏观二元架构逐步落实于各个治理层次，为钱穆心目中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良治理提供实践条件。在2020年冠病疫情与中美“新冷战”的交叠冲击下，西方文化与制度的“魅力”已大有衰减，中国文化与制度的自信及实践更为巩固和稳健。钱穆先生关于“天人合一”的治理遗命实有进一步探讨和扩展的必要及空间。

问：钱穆关于人治与法治的理论辨析对今天有何启发意义？

答：如果说钱穆的《人治与法治》、《中国人之法律观念》是从东西方比较的层面，确证中国自有“法治”以及中国法律观念的内在构成及其合理性的话，《法治新诠》则属于钱穆从中国传统和法治原理角度提出的中国法治论，是一种正面的陈述和建构。钱穆扎实的中国历史研究及对中国文化与制度的高度自信，为其在最具激进性的年代里思考和写作有关中国法治和法律秩序的相关篇章，提供了基本的前提和基础。他关于中国法律秩序的论述不多，但仅有的数篇精致深刻，且与其历史学、政治学研究密不可分，是其整体学术思想和理论贡献的有机组成部分。他关于人治与法治的理论辨析、中国人法律观念的精致梳理以及中国法治之“四端”大义的新诠，是当时及当代中国法治思想的重要资源和线索，对当下的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具有启发意义。

问：今天怎么理解钱穆基于中国古典历史经验的治理和法治思路？

答：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国家法治命题，“体系”指向组织法层面，“能力”指向具体规则和机制层面。中央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与钱穆在《政学私言》中关切、论辩与试图建构的中国法律秩序具有非常强烈的主题相关性。以“治理”而不仅仅是“法律”概括国家制度建设的目标，触及超出一般法律规则的道德、文化、社会、政治相关层面，探索以多重原理、规则和机制，共同建构一种适合于大规模共同体的治理秩序。这一国家治理的视野与目标，也与钱穆基于中国古典历史经验的治理和法治思路若合符节。

问：你说钱穆不是职业法学家，而是属于“立法者”层次的思想家，对此怎么理解？

答：可以说钱穆不是职业法学家，其以历史钩沉论法，以思想比较释法，以中西对话解法，以针砭时弊议法，我们需要读懂的是其深刻的法律思想和秩序法理的基本判断与思路方法，而不是穷究于具体的论证细节、概念精确性或制度建议的实际可操作性。钱穆确实是属于“立法者”层次的思想家。在今天回望过往，中国法治文化与法律制度建设只要坚持与传统会通及走上自身的法治道路，钱穆既往的殚精竭虑就不仅不可能过时，更可能时时如星光点点，照亮今人前行的制度改良之路。

新闻来源：亚洲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