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运动员之死说起……上篇】报道|黎添华、张燕萍  图|受访者提供、网络

对理科大学运动心理学副教授关沛恩来说，2021年绝对是他悲喜交加的一年。在亚洲大奖（ASIA AWARD）上，他获得了2020/2021年杰出学术人员殊荣，但也就在同一年，他失去了不少运动员。这些运动员是因为疫情间饱受精神压力，所以毅然选择退圈，甚至自杀，尽管他成功救回了一些健儿，但还是有2人不幸结束了本应璀璨的人生。 

值得关注的是，关沛恩承受的不仅是一位学术人员的打击，或单一的自杀个案，因为若向来被认为健康正向的体坛也发生自杀事件，这无疑敲响了一季警钟。 

一切，从运动员之死开始说起……。 

十年磨一剑，出鞘却无期

当槟城跳桥自杀案件备受关注之际，许多人或许不晓得其实各地也都上演着一出出的自杀情节，其中，部分涉及者更是体坛健将。 

关沛恩就向本报透露，和许多人一样，疫情也影响了健儿们的情绪与心理，尤其健儿们过去承受的压力本就比一般人来得大，因此疫情无疑也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他就失去了2位健儿，至于成功被救的健儿虽然看似已经无恙，但后续如何仍在观察中。 

所谓疫情影响健儿情绪，指的是健儿们在过去2年来无法参赛，因而找不到继续下去的意义，其中一些准备就绪多年的运动员更宛如陷入“磨剑十年，出鞘无期”的窘境，顿时失去活下去的价值。 

“尤其是那些即将退役的健儿，错过了2年赛事几乎就等于白白错过了人生中最后的一次机会。” 

关沛恩的分析不是没依据，根据一项涉及488名我国健儿的“2020年大马运动员疫情管制期间普遍情绪困扰”调查显示： 

·7.2%（35人）表示非常压力 

·20.5%(100人)表示十分焦虑 

·10%（49人）直言非常压抑低落 

尽管合计未占多数，而且目前训练与赛事也恢复到疫情前的运作，但这个数据仍敲响社会警钟。 

类似事件不仅发生在我国，澳洲体育研究院（Australia Institute of Sport，AIS）的数据显示，20%选手在疫情期间处于高压状态，压力比一般人来得高。

更早之前，国际奥委会在2019年的数据就显示，有近35%的顶尖选手曾患上心理疾病长达一年之久，而患上忧郁症的大专院校健儿则高达25%。这还只是保守估计，且发生在疫情前，换言之，如今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更严重。

造成一定程度精神创伤

值得留意的是，就算疫情看似趋缓，但是我们还未能掌握健儿们在疫情后的情绪后遗症，毕竟，疫情对健儿们所造成的精神创伤与隐忧，或许早已潜伏成计时炸弹，爆发只是时间问题。 

除了无法比赛，国家训练机制是否完善也左右着健儿们的情绪。 

关沛恩就指出，在他接触的健儿中，一些基于管制期间无法训练而焦虑，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失去充足且全面的培训将等于逐渐落后其他对手。尤为一提的是，由国家体育研究院所做的一项调查也有类似的发现。 

再来，即便能在家训练，但许多只能在家自行训练的健儿，也因为没有教练贴身培训、缺乏训练器材、膳食营养指导，因而产生情绪与心智上的困扰，甚至失去了训练的动力。 

马来西亚体操理事会主席拿督斯里陈颖椿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向《南洋商报》表示，过去健儿们从早到晚都会接受密集训练，而其训练强度更让健儿们明显得到启发与提升，然而停止训练或只能在家自行训练，无疑等于废了他们的天赋，断了他们的机会。 

所幸，该会想方设法让健儿们接受正规培训，其中，更在东盟运动会前让健儿们出国接受一个月专业培训，最终获得好成绩。另外，国家体育研究院展开了实验性的“隔离培训营”计划，其中参与的76名国家选手都展现了比隔离期时更好的精神状态。

不得不提，尽管上述2个例子属于积极应对的成功范例，但也直接反映出疫情是如何加剧健儿们的心理压力，而一些资源有限的项目更没有那么幸运，相关健儿的焦虑也绝对是可想而知的。 

夺标力比过去大，奖牌期许比疫前高

不得不提的是，在功利主义盛行，资本渗入体坛的今天，健儿们的夺标压力无疑比上一辈的健儿们来得高。

《南洋商报》联系上2位曾尝试轻生的健儿，其中，来自中马的一名健儿就坦言，夺冠压力几乎压得她喘不过气。这名不愿具名国手透露，每逢有赛事，支持者与网民涌入集气给力的做法其实都对她带来一定的负担，虽然她会尽可能调适自己，但说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

成败将决定自身前景 

此外，尽管教练与家长都表示不介意输赢，但是她深刻了解到自己的成败不仅将决定自己的前景，更包括政府对这个项目的重视、资本是否愿意赞助，以及全民对这个项目的看重，这都让她倍感压力，甚至曾尝试结束生命。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希望我拿冠军，但我其实就只是单纯地喜欢这项运动而已，能代表国家出征就很满足了。” 

另一名退役多年的北马健儿也纳闷，尽管过去的健儿都有追逐荣誉的梦想，但他却觉得近年来社会对奖牌的追求越发执着。

“就算你比过去更进步，但没有奖牌就是失败，而且还要是金牌，因为没人会对银牌埋单的。” 

获得奥运23面金牌而被誉为世上最伟大运动员的麦克菲尔普斯，就因为在伦敦奥运只获得2金2银，与赛前预期有差，结果一度自责，甚至陷入绝望的情绪困扰中。 

显然的，这些曾以为可以在自己的兴趣上发光发热的年轻人，反倒成了不爱运动者在电视机前的某种寄托，甚至还在自己的兴趣上无奈地赔上幸福与快乐。 

健儿素质也是关键

无可否认外在因素是健儿们饱受精神困扰的原因，但内在因素也是关键之一。 

曾5次出任奥林匹克举重赛事总裁判的世界举重理事会署理主席拿督王宝荣就向本报坦言，若和过去比较，现今选手除了较不能吃苦外，心智更相对脆弱。 

“这一代的选手都被宠坏了。父母们会要求更好的待遇，教练的培训次数还得迁就健儿及父母，否则健儿一旦退圈，教练就得向部长们交代。” 

陈颖椿也有同感，他表示，过去健儿们总是自我承担成败，父母的干预极少，但如今父母会在孩子成为国手后便提出许多要求，如训练时间、强度、待遇、赛事多寡等。这无疑对健儿来说不是好事，因为这不啻与健儿原本就该经历的刻苦磨练背道而驰，最终成为“草莓健儿”。而当疫情来袭时，心智不成熟，且心理建设不足的健儿们自然容易产生情绪困扰，甚至引发心理或精神疾病，最终选择了结自己。

草莓健儿抗压无力 

尤为一提的是，在国际举重圈四十多年的王宝荣强调，以他多年观察发现，“草莓健儿” 不是我国的专利，但在我国却尤为严重。再来，他也发现，如今的健儿纪律欠奉，一些甚至在训练期间谈起恋爱，为此废寝忘食，失恋后更一蹶不振。 

“疫情让他们无法锻炼又不能参赛，他们担心前途受影响之余，还遇到感情问题，心智不强的话，很容做出傻事。” 

更甚的是，尽管目前健儿们都恢复了过往的训练，而国内外赛事也接连复办，但王宝荣认为疫情期间的精神与情绪困扰已经在健儿身上种下了记忆基因，未来任何一场危机都将诱发出他们的负面反应。

他甚至直言，以他对健儿素质、体坛机制、社会文化，乃至整个大环境的观察，健儿情绪困扰及自杀的现象，恐怕将来只会越来越严重。 

网络霸凌制造压力，外界指责期许更高

就算获得了充分的培训及机会，但如今的健儿不见得就更健康，因为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健儿经常得承受网络霸凌。 

青年及体育部副部长拿督斯里郑联科认为，网络霸凌具有“社会群殴”效应，会影响运动员的士气，也是他们参与赛会的致命伤。 

他举例，如大马头号男单李梓嘉，在经医生判断需要至少6周时间养伤，因此做出退出共运的决定，但此事却引起广大网友强烈的抨击的霸凌，以及去年苏迪曼杯我国印裔女羽球员吉苏娜在面对网友种族歧视，这都让人感到遗憾。

健儿行为被放大检视 

不仅如此，在体操领域25年的陈颖椿就表示，观众对健儿的抨击无限上岗后，民众不仅对健儿们的表现作出苛刻的批评，甚至连外形也品头论足一番，甚至连健儿们的私下行为也放大检视。 

奥运羽球混双银牌选手吴柳莹就曾多次被外界放大个人行为，甚至连代言的决定也被网友抨击。多次为我国获得国际赛事金牌的“大马体操公主”法拉安也曾被保守人士指衣着暴露不雅，结果在社媒上被围剿，而外界对她的夺标期许更让她一度喘不过气。 

“法拉安说要退役，我也只能接受，毕竟她承受的太多了,尤其是那些网络霸凌和夺冠的期待。” 

陈颖椿表示，观众可以评论健儿们的运动表现，但这必须得建立在合理基础上，更不是关注在他们的衣着、或个人行为上。

类似事件不仅发生在大马，22岁加拿大泳将马库斯就因为性取向而被歧视，而跨性别运动分子希达维洛丽亚也透露，过去数年，一些拥有双性器官而无法被归类性别的健儿，也背负社会的污名及仇视，部分更面对肢体暴力对待，以致本应在操场上飞驰的健儿萌起自杀念头。 

下期:健儿虽然是自杀，但我们竟然是“不在场的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