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便在本地报刊看到“一介”这个名字，不过一直没见到他。

其实，在1979年马来西亚华文写作人协会（该会稍后易名为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简称大马华文作协）成立以前，我只顾着做个人的事情（主要是教书、处理学校行政、涂涂写写和其他一些俗务），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故此鲜少与外间未谋面的同道或作者接触或联络。担任了雪隆日间师训毕业同学会秘书及主席和大马华文作协文书及秘书长以后，才逐渐认识较多的圈内人士。

我和一介第一次见面，是于2017年8月20日在吉隆坡雪隆福建会馆楼上会议厅。该馆为了“双福文学出版基金”40周年纪念而举办主题讲座暨庆祝午宴。身体略胖、不太爱说话的一位文友好像就坐在我附近，我没什么留意。在休息期间，他自动过来与我打招呼，我觉得有点儿惊奇，我心目中的一介（玉树临风的一介书生型）与眼前这位体型略胖，性格直率而略带木讷的同辈相距甚远。由于没有什么特别的话题，当时彼此只随便谈了一些琐事。

两人隔阂慢慢消除

散会后，我和秋山以及一介走路去市中心，经过陈修信路和叶亚来路，见到附近一带都是外劳，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秋山说要去雪隆中华大会堂践约，我去停车处拿车，毛遂自荐，用车子载送一介去大使路的巴士车站。他说当天下午就要回怡保。在车上的短暂时间，我们闲聊。他问我答，我问他答。不能说很投机，但两人之间的隔阂已慢慢消除。过后，他继续寄来一些诗作给我主编的半年诗刊《风雅颂》，都一一刊登了。此后，我和他也没通过电话或书信来往。我想，这就是所谓“君子之交”吧。说实话，这些日子，我忙着进行一些编写计划，一般不必要的“应酬”我都尽量推拒了。

2018年8月19日，霹雳文艺研究会在霹雳万里望路华林市金华楼庆祝建会50周年，我和《风雅颂》几位编委（杰伦、金苗、陈泽坡、李楠兴）与会。没想到，会上再次遇到一介。他似乎对我的印象还不错，把我当老朋友看待。

8月28日，他来电话要求我替他一部即将出版的诗集写序。我很少、也不太喜欢替人写序，原因很简单：写得太老实，怕人不高兴；胡乱吹捧，又非我所愿。但看到这位朋友对我提出诚挚的请求，我一时心软，不忍心拒绝，只希望他不要急着要。我手上的一些编写工作，最早也要到10月底才能完成。我一诺千金，言出必行，不误人大计，是我办事的大原则。他说年底以前交差就没有问题，我唯有接纳这项“差事”，而过后不到10天，他就把诗作复印本寄到我家来，要我“费时费力”，替他写篇序。他做事快捷，不拖泥带水，由此可见一斑。而收到他的诗稿时，我才晓得这诗集已成功获得“双福文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心里对自己的要求不期然提高了许多。

2.

之前，我只知道一介是霹雳州的一名华小老师，靠着马仑编《新马华文作家群像1919-1983》（1984年风云出版社出版）的资料，我才对较早时期的一介（另署明夷）有较多的认识，也发觉他和我好几方面有相似之处。他原名蔡兆臻，霹雳邦咯岛人，生于1942年，比我年小8个月。他于1963年日间师训毕业，比我晚两年。不擅于社交，与我同类。最先他在邦咯岛华小任教，后来调往莫珍歪华小等服务，直到退休。以后的情形我都一无所知。

多写散文和新诗

从上述资料，我得知他在1980年得过双福文学出版基金，1982年出版其散文集《笔端》。他多写散文和新诗。上个世纪60年代，即有作品发表于《蜜蜂》月刊、《教与学》月刊、《南洋商报》、《星洲日报》以及《建国日报》等文学副刊。多年来，似乎一直是《清流》季刊（霹雳文艺研究会出版，自101期起改为半年刊）编委的一员，为文学义务献出个人的力量。这点，他又与我有共同点。

他给马仑的回信中坦然承认，“对立场正确、坚持原则的作者，皆怀有敬意，最喜欢阅读中国五四时期及三四十年代各作家的作品，承受写实派各作家的综合影响。”情形与我相同。在写作的过程中，他深深体会到本地发表作品园地的不足，又了解到串文字为玉带的甜酸苦辣。“写作既需要技巧的掌握，丰富的人生经历，更得具备正确的人生观，俾成为作品的灵魂――思想意识不至于出问题。三者鼎足而立，缺一不可。”这些鲜明的立场，引导他持续走在写实的道路上，乐此不疲，且永不言悔。这种坚持的精神，难能可贵，令人欣赏。（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