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篇）

第三阶段（1980年至1990年）

这时候，天狼星诗社交棒给年轻诗人，包括谢川成、林若隐和程可欣。除此之外，还有沙禽、子凡、张瑞星、左手人、叶啸等这群新锐诗人，用不同的诗风格开辟诗坛一条新的道路。他们舍弃现代主义那种过度注重意象的书写模式，转而注重诗技巧表现与现实感的融合，达到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并存的创作方式，最终让马华诗坛上有了现代诗和写实诗。

陈慧桦用“写实兼写意”这个文学风格来形容80年代的作者，特别是本地留台小说作者和诗人。即使是马华现代主义的前行诗人艾文，在这时期的创作风格也有大转变。他保留现代诗的基本技巧，改用明朗浅白的写实手法来描绘现实社会。

在80年代还有另一个影响本地诗坛的重要元素–我国政府推出各种政策，让种族课题变严重、华社处在受压制的时局中。这时期的马华诗人，积极地透过诗篇描写社会和探讨政治现象。他们采用直抒胸臆、剖白写意的手法，透过“写实兼写意”的表现手法来表达对这个时代的苦闷心情。

诗人具忧国忧患意识

在1987年至1989年这段期间，尤其是政府执行“茅草行动”，更让本地诗人们有了一股强烈的感时忧国和文化忧患意识。马华文学涌现许多这类型的诗作，诗人们如傅承得、陈强华、游川、辛吟松、方昂、何乃建等，纷纷用诗篇高度表达他们对政治暴力和政策偏差的失望和愤怒。

另一个重要诗人是陈强华，著有个人诗集《烟雨月》、《化装舞会》，在80年代末发表代表诗作〈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随后出版了90年马华文学重要的诗集之一《那年我回到马来西亚》。他在槟城大山脚创办“魔鬼俱乐部”诗社，出版《金石诗刊》，发掘好些新生代诗人。

由于诗人们面对现实政治困境、文化存亡危机、身分定位等问题，他们开始借用中国传统文化，在诗篇中表达对中华文化的渴望和怀念。像屈原那种忠君爱国、忧患失意的形象再次成为诗人们的创作灵感和题材。《星洲日报》甚至举办以屈原和端午节为主题的诗歌创作大赛。

对此，张光达将这个现象成为马华文学的第二波“中国性现代主义”。与70年代第一波中国性现代主义的不同在于这个时期渗入了华社因政治而形成的忧患意识。这个创作风气一直延续到90年代的马华文学，在90年代中期渐渐衰退，傅承得和游川也很少发表诗作了。

书写系列后现代诗

到80年代后期，陈强华和王祖安这两位从台湾毕业回国的诗人，写了一系列后现代诗观念的“后设诗”。后现代主义的形式、思想、表现等都与现代主义和现实主义大为不同。后现代风格的诗作开始在本地诗坛发展后，深受年轻作者的喜爱。这方面的代表诗人有林若隐、吕育陶、苏旗华和翁华强等。

这些新生代诗人用崭新的书写方式，表达感受和描写生活体验。他们也让马华现代诗脱离感时忧国的气氛，转向后现代的都市精神和后殖民主体对政治身分的探索面向。

总而言之，第三阶段的现代诗发展，由两个创作风格形成。第一个是现代主义（诗）的转型，因时局而产生的感时忧国，与因中国性现代主义而出现的忧患意识集体表现。第二个是由80年代末期崛起的年轻诗人所热衷的后现代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