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老作家曾对我说：不写旧诗词的，不能称为作家。也许为了补足作为名副其实的作家的条件，锺夏田偶然也写旧诗。不过，他主张写“解放诗”和“解放词”，即诗打破平仄，词不按词牌。当然一些对旧体诗要求严格，并誓要维持传统国粹的方家，肯定不会赞同。收录在此诗集的几首旧诗，虽也采用应节的题材，但同时又与国内外时事扯上关系，有感而发，更有所讽刺，并无无病呻吟之弊端。〈时事打油两首〉针对所谓“活神仙”和“新朝朋党”实际表现的讥讽，令人拍案叫绝。“帽子吟（广东诗）”这类东西只可用作点缀，不适宜推广。

外地，尤其是台湾的“海归”（海外归国者的略语）受了风气的影响，思路趋向“现代”，似乎无可避免。锺夏田也不例外。于是就有“竟不知夏已溢出/季节外 有女人/衣一身窄窄的秋/步入很新潮的画布里”（〈第二秋〉）、“抖落满身孤寂，迎你/于千里之外，千里之内/伸手即可掬你――/我掌吻你，你吻我心/你且营巢于我发间”（〈雨恋〉）、“情人的吻  可织成网  情人/的话  甚至可锻炼成钢”（〈蓝星雨〉）、“早就该来了，这细语/这曾搂过巫峡的霏霏雨”（〈雨的联想〉）、“雨中，与你同行/搂你  以琴弓的长臂/如切线  切入雨和雨的间隙/掬一束晶莹  你可闻到雨的清芬？”（〈雨中，与你同行〉）这类诗句。很明显的，作者往往在雨的氛围中获得灵感，然后以一些认为较为新颖的语句或诗句的组织，贯彻成篇章，内容是倾向个人的，很难找到社会性。或许当时的诗人就是要让诗避开社会功能，而以抒发个人的思想感情（而且尽量把事物夸大、“深化”）为目的。〈帐外〉那首现代诗，之所以被有关当局选入诗集《第七度》，我认为除了作者在〈自序〉中所说的理由外，他对帐外的情况所表达思维的扩张和深度都可能是被考虑的因素。

写法绝对有选择自由

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有位马华写实派诗人，忽然转向现代派，且经常大力称许其优点。锺夏田反其道而行。一名诗人，偏向哪个派别的写法绝对有其选择的自由，他的转向，也有其一定的理由。不过，两个诗派的优点与缺点经过多年的争论，已逐渐磨合。时至今日，如若仍就这个“穴位”纠结，已无必要，徒浪费时间和精力而已。有智慧的诗人、作家，理应融合并加强两方的优点，避免并摈弃两方的缺点，在一个平衡点上，凸显个人的风格，努力创作，才是正途。

较早前，我翻阅新加坡李庆年的研究结晶《马来亚华人旧体诗演进史》（199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记录《光华日报》副刊“孔明”第三期（1927年11月9日）刊登一篇署名饶百迎题为〈谈新诗〉的文章，一面批评一些时人指新诗无聊、破产，一面还以旧体诗为例，阐明诗应该属于民众文学，在推广之余才会有好作品出现。这对当时一些极力提倡风雅以及发扬国粹的诗人来说无疑是一记当头棒喝。他这样写：

         以唐代诗赋取士之盛，诗人当必车载斗量，而当选者，又不过十八家，自然其中无聊作品，当必千千万；设使当时有报纸随便把有些价值的，就尽量地替他们发表出来，那么看的人，必定又要说无聊、破产了。况且新诗本来就是民众文学，自然希望人人会做，人人能执起笔来写他心里的欣喜和悲伤。有的人写得好，有的人写得拙些，也如科举时代的考试相公，成千整万的，也能念“平平平仄仄”，个个都晓得一冷二东，但是成功的诗人，不过几个。你如果也说，个个人都念念“平平平仄仄”去做旧诗了，旧诗太滥太平常了，破产了，可以吗？ （该书页443）

我认为，写作界朋友必须放宽胸怀，容纳百川，排除以往“文人相轻”的错误，取长补短，相辅相成。旧体诗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不如新诗那样能百川归海；新诗的发展空间还很大，等待大家去开拓。解开死结，将会发现前后左右各方都能让我们伸展、驰骋。

锺君年轻时为生活而打拼，离开职场原可以在诗的领域更有作为，近一两年又发生健康问题，以致诗作的量受到限制。以他对事物敏感的反应和细致入微的感受，他是能够从现状走向巅峰的。我们期望他身体康复之后，继续上路，发挥更多的正能量，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须以实际的行动打破“50过后不能写诗”的迷思。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