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商余】标签

最近看到有好些知名作家、知名文学评论家对苏童的文学创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其中格非提出的挺有意思,他说苏童是短篇小说大师毫无疑问,但在中长小说方面,则还未尽全力。意思是说在中长篇的写作上,苏童并未使出真正的力度——最出色的作品还未写出来,认为苏童至少还可以写20年。

我稍为总结了一下这些作家、评论家的意见,虽各有看法,但多都聚焦于苏童的女性题材,认为苏童最了解女人,是最会写女性的男作家。 更重要的是,他擅长捕抓女性细腻的身心感受,而精致的文字魅力则令人惊艳;他的女性视角,是透视的也是融入的,深邃而庄严,伴随着一种风暴般的力度,令人窒息。可陈建功认为苏童同时也是平静的,始终保持着一份平静的心情,就是这静气,使他对人性、人心有更多的发现。



最擅长写女性男作家

被誉为“最擅长写女性的男作家”,也等同是给苏童贴上了标签,划分了他的小说领域。对此,苏童是在意的。他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强调我也写男性,而且写得很好。

这不由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到苏童的情景,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大马华文作家协会联同新加坡作协与中国江苏省作协有个对等互访的协议。那次的见面是在南京(苏童从上海开会回来,一下火车就赶来出席交流会,其实是陪吃饭。见他一进来就找电话打,接通后说:我是爸爸,叫妈妈来。然后低声说了些话)。当时的苏童已是成名作家,并已写出了《妻妾成群》、《米》《南方的堕落》等代表作。

他不擅于交际,除了保持着微笑,一直默默无言。看得出来这顿饭对他来说并不轻松,甚至是苦差。可不是,前后是领导,左右是我们这些马新作家。大伙都对他特别“眷顾”,频频拋出问题:“你专门写女人,却又不爱她们,为什么?”他说没有啊。大概众人都没听清楚,继续问:“是什缘故你专门写女性呢?”没有专门写。他虽熊度谦恭,表现得体,到底还是露了有点委屈与不妥协。 后来还是由身边的叶兆言给挡住了:“不是专门写女人啦,他也写男性,也写其他题材的小说。”

这让我感觉歉然。虽然自己并没有加入“逼供” ,毕竟也是认定他是最擅长写女人的男作家。既然他是持否定熊度的,就应该借此机会现身说法,指出大家的“迷思”。可是他始终没有解说清楚,反而是自动弃权,摆出一副“也罢,由你们说去”的神情。



作家最在意被标签

末了,人少了,我们开始交谈,他忽然口若悬河起来,反过来咄咄逼人:“我不愿意写人家写过的,写人性的丑恶,不也是一种揭示吗?为什么一定要写人性善良的一面? 写丑恶不可以吗?”他并没有为他 “专门写女性”辩解。却到底还原我们所熟悉的苏童,就是那个生在江南水乡,在小桥流水成长的男孩 ……那里的人,那里的事。他领我们拐进窄窄的石板路,那是他的香椿街,南方的堕落;他写得身心俱碎,我们读得深情而抱憾。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强调我也写男性,而且写得不错。”是的,强调了这么多年,可见他是多么的在意。

终于明白,作家最在意的是被划分,被贴上标签。我不由又想起李天葆,一直以来他都很在意“南洋张爱玲” 、“张腔”、 “张冠李戴”的标签。“划为张派或标签张腔,未免偷懒太甚”这他也强调了很多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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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梭磨河畔的散步/李忆莙

马尔康位于青藏高原,是中国最后一个土司衰亡的地方。但那里的人却让外来者感到最容易亲近。不论在哪,不论场合,也不需怎么搭讪,你随便跟个旁人说话,都会得到热情的回应。

马尔康人就是这样。他们的亲和在于愿意接触,喜欢与人交往。换句话说,马尔康人的心襟是敞开的,虽然在环境上,地处雪域高原,离内地也很远,但并没养成闭关自守的性格。

在这雪域高原上,我的视野、心思,经常停驻在文化与历史两个层面上,并尝试思索嘉绒藏族在面对巨大的历史变化而最终顺应潮流,在这过程中他们经历了怎样的一种心理状态?

在梭磨河畔,不论是散步的老人,卖核桃的大妈,都是最佳的聊天对象。聊起马尔康,他们可来劲了;这这那那,为人所知的,或不为人所知的,你有问没问的,他们都愿意告诉你。尤其是老人,经历过岁月苍桑,见多识广。你问他马尔康的历史,他立即为你细说从头,说以前的马尔康只是一个宽平的河谷,除了一座庙和一个土司官司寨,只有少数的十来二十间房子,稀稀落落地散落在河谷和山边的草坪上,那时马尔康的人大多数是商贩和马帮,除了贩卖茶叶,药材,油盐和日常用品以外,还有贩卖枪支、子弹、和鸦片烟的。

剥削年代土匪横行

 

察觉我听得一愣一愣的,老人却笑了:“那年代土匪猖獗,械斗是很平常的事,没有枪杆和子弹,怎么保障生命和财产?至于鸦片,那就更平常了,贩卖鸦片从中可牟取暴利;高居不下的烟价,为土司的“国库”带来丰厚的钱财。百姓种植鸦片,得给土司缴税纳款。曾经发生过百姓揭竿而起反暴政,烟税过重等同于暴政。”

我说,那时大清王朝风雨飘摇,远在西南大峡谷中的藏地,世道不太平,也是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吧。

老人听了大笑,说那时候已经是民国了,那是一个土匪横行,土司掌握所有资源,百姓耕种得交粮的剥削年代。

“那时的马尔康荒凉而封闭,住房屈指可数,就别说有可供住宿的客栈了,商贩们都在河滩搭建起临时帐篷。其实不单是外来商贩,有许多本地人也是长年以帐篷为家的。总之,那时的马尔康,不但贫穷,还封建得很。大多数人都是没有耕地的农奴。他们向土司借一小块耕地,就得给土司当差服劳役。这样的制度已经沿袭了好几百年。”

脸带笑容眼含忧郁

老人的脸上带着笑,眼里却有一层薄薄的忧郁。“为人一世,所为何事?难道就仅仅是图一口粮,赖以活命?不是的,再歹活,也得要一点点的自由,这是做人最起码的。”

老人的叙述,不仅有对时间深度的感叹,更渗透了几分人生的无奈与苦涩。而历史,没人可以对它一言道尽;它可以是整合的,也可以是顺应的,甚至是传承的。

而大妈所说的则是民生问题,是现实中的真实生活,同时也是一种境界,是支撑平凡小民生活的不平凡积淀。

这就是我在梭磨河畔的散步所得—— 在马尔康,你总会遇到爱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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