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佛教经过唐朝的辉煌时期以后渐渐衰落，经过整千年时间，变成主要是为亡者服务的宗教。在民间，佛教是“死人的宗教” （平时不诵经，等到家里有人去世了，才临时抱佛脚，找出家人来诵经超荐亡者）。

这个观念根深蒂固。幸亏近100年，在现代中国佛教的复兴者杨仁山居士（1837年至1911年）的努力推动下，还有太虚大师（1890至1947）、印光大师（1862至1940）、弘一大师（1880至1942）、虚云大师（1840至－1959）的弘化，中国的佛教才开始有转机。时至今日，由于“人间佛教”成为主流思想，上述的情况有所改善。

不少马来西亚华人在亲人死后找出家人诵经超度，这也许是亡者生前交代下来的心愿，也有可能是因为现代的子女对佛教比较有一点认识。可惜的是，家属往往找不到善知识，他们在傍徨下，就将一切的仪式交给一些商业化的集团去处理。这些集团一般上以商业为出发点，“如法与否”未必是他们最大的考量。

其实，在子女傍徨无助之时，若佛教团体能及时伸出援手，那不但是“超死”，更是“度生”的良好契机。不少家属就是因为获得“雪中送炭”的因缘，事后踏进道场，参加共修，开始学佛。

跨出道场 走进社区

“超死度生，皆登彼岸”应该是佛教跨出道场，走进社区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无可否认，许多道场（包括在家人领导的佛教会）已有提供助念与超荐的服务。不少法师，也会在被邀请的情形下帮忙处理会员 / 信徒的后事。可是，这些服务不够普及，只局限于某些佛教团体的会员，依然还有许多人在需要的时候却求助无门。

佛教徒常说“生死大事”，但是，对“死”这件大事，马来西亚的佛教界应当如何进一步提升服务？广结善缘？

其中的一个理想办法是，通过某全国性的佛教组织（如马来西亚佛教总会或佛教青年总会）设立一站式的联络中心，把全国有关的法师以及活跃的助念团的道场，通过科技联系起来，以便在很短的时间内能为全国各地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及时帮助。

要有效的成立以及维持这样的一个联络中心，难免需要聘请全职的员工，否则，很难提供“及时雨”服务，整个联络中心恐怕会慢慢的失去功用，最终等同虚设。

若在开始阶段，全国性佛教组织没意思做领头羊，几个组织比较完善的佛教团体可考虑联合起来一起把这工作分区办好（如分北马、中马、南马几个地区）。也不妨考虑在某个州试行，先以几个月的时间去联络各有关的佛教团体、法师、助念团，确定此计划获得足够支持。总而言之，就是需要踏出第一步去尝试做应做之事。

法师以及助念团可以一起做这方面的工作（包括去丧家布置、诵经、讲法、出殡事宜等）。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讲经说法。法师以及助念团不是来做表面功夫，诵诵经、吩咐家属拜拜、点点香就算，若没有讲解，亡者如何释怀而得到超度？家属又如何打开心结？

绝大多数的助念与上门结缘，是以诵《阿弥陀经》以及念阿弥陀佛佛号为主。但是，很多时候，家属却根本不明白经文的意义。很多亡者，即使生前是佛教徒，也未必理解《阿弥陀经》，因一向来他们都是鹦鹉学舌的念念而已，听经闻法者的毕竟属于少数。

难得有大好因缘，上门结缘，不让整个晚上，只带领家属在不清不楚的情况之下诵经。法师应当把握机会为亡者以及在场的人做一些简单与基本的开示，如谁是阿弥陀佛？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应以什么心态念佛？什么是信、愿、行“三资粮”？为什么说“万人修万人去”？去极乐世界做什么？什么是“乘愿再来”？

我们应当从“晚上必须念多少遍《阿弥陀经》，带领家属点多少支香”的旧框框跳出来，应把重点放在讲解《阿弥陀经》以及佛法。否则，就是本末倒置、轻重不分、消费佛教。

既超死也度生

佛教既要“超死”，也要“度生”！在场的生者不只是家属而已，也包括亡者生前的朋友，同事等的人。如果忽略了生者，就违背了佛教“以人为本”的精神了。

为了确保“超死度生”的效果，家属须同意把一切的仪式交给法师以及助念团体，而不是第一晚是佛教仪式，第二晚是其他非佛教的仪式。这种“神佛不分”（万一阿弥陀佛没有来接引亡灵，其他的神仙可来指引）的心态相当普遍。因此，我们不可太过随便，必须坚持底线，否则，上门助念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为了方便大家，若能编定统一的课诵本与仪轨，就更加理想。仪轨不应该太复杂，因复杂仪轨容易走向形式主义，令到家属只是糊里糊涂的跟着仪轨拜上拜下，却不明白拜什么。课诵本里，应该把《阿弥陀经》的重点解释记录在内，让参与者明白读诵《阿弥陀经》并不是为了超度亡者往生净土而已，它也能为在世者（家属以及非家属）带来现世以及来世的利益。

既然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弘法利生，就不因把它当商业交易来办。我们必须要让家属明白，法师是前来弘法利生，家属不是付钱的顾客，法师也不是做“助念”的售卖者。所以，法师以及各助念团都不应向家属索取钱财，也不应该设定任何标准价格，应由家属随缘的供养法师或者道场。其实，一般上家属都会自动自发的供养法师/道场。

我们常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笔者相信，努力耕耘，必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