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一个追求“窥见天光”旅行者

张锦忠

潘正镭显然不满足于航向真实世界的地理山水与京城乡镇,或词语诗艺之路的驰游,其诗作往往透露出他对心灵之道与精神之旅的向往与彰显。

中国是东南亚华人祖辈的原乡,身为历史的华人离散族裔(Diaspora Chinese)后代,生于“海岛外的海岛”国度的新加坡诗人潘正镭终有北游之时。海南岛为潘家原乡,2012年,诗人有海南行,路经果林有感,遂有怀父诗〈种子〉一首;诗中写道:“土地回收了/离散经年的/种子”,有若“落叶归根”。“离散”,希腊原文字根即有“散播种子”(speírō, sperma)之意。



19世纪中叶,中国人大批下南洋谋生,此乃海外华人种子散播花果飘零的离散历史开端。然而,时移事易,“南洋说时已回到了民国”(〈一井天空〉),到了潘正镭这一代,华人在东南亚追寻“自己的国家”,或有其“想像的共同体”,或成为独立后民族国家国族结构的一分子,正是“物换星移几度秋”,中国也早已是延安世代当家的人民共和国,井冈山也变成了北游旅人的胜景。诗人登滕王阁脁望江水,但见“秋光/逆水/落霞与孤雾竞飞”。

浓缩成天毯意象

如此“落霞与孤雾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王勃神思”,潘正镭将之浓缩成一张天毯的意象,形容他笔下的淡水落霞。2010年秋,诗人偕妻游台北,在淡水海岸观落日看云看船有感,遂书〈天毯〉。然而〈天毯〉也是情诗,以妻为意中读者,并比拟二人鹣鲽情深的生活“大殿堂”:“水鸟双栖而又双归/在异域的海岸”(页14),表达了《诗经》以降的“关雎情怀”。

潘正镭写2014年夏天台风过后“如城沉浸迷离舞榭”的台北,烧芭焦土的砂拉越,以及北国季夏或初秋的加拿大温哥华岛之夜,卷四也写浴雪的中国长白山,这些纪行诗多半也记事。

诗人在报馆任职,耳闻目睹社会事件多,故集中不乏社会记事诗,从汶川大地震、越南新娘、街头喂养者、反核、选举、到社交网络,这些诗自有其“事实”脉络(潘正镭曾说:“作为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报道事实”),其叙事与散文的空间显然大于诗性的抒情时刻或冥思瞬间,诗里行间颇见机智(例如〈一枚硬币的行为艺术家〉),是潘正镭诗作的另一个世界,一条极可能是源自雅克·卜列维(Jacques Prévert)诗的航道。



向往心灵之道

不过,潘正镭显然不满足于航向真实世界的地理山水与京城乡镇,或词语诗艺之路的驰游,其诗作往往透露出他对心灵之道与精神之旅的向往与彰显,那是“渡彼岸”、“登顶峰”的生命道途,旅行者追求的是一种“窥见天光”与“聆听灵魂”的境界,那才是一扇“开向自己的/天窗”。明乎此,我们就更能体会〈飞鸟又集〉序诗所说的,心瓣花开,但是——

此花不来自春天

而是行旅中的飘飘

因会心而又飞翔 (页79)

这正是当代美国诗人施乃德(Gary Snyder)昔年译寒山诗时所彰显的 “山即是心”辨证。

──初夏读潘正镭诗集《天毯》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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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

(照片提供/张锦忠)

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

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



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

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关于“学历 ” 的思考,我是这样提问的:学历高意味着学术训练足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的学历,当然指的是与文学相关学科的学历,如中文系、外文系。换句话说,我们思考或观察的是,华人社群中的年轻人,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或“文学学”研究者,进入国内外大学的中文、外文系,甚至研究所,取得学位,但是,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问何谓“马华文学的困境”。我认为马华文学的“困境”是一种“匮乏现象”,亦即“八少”——读者少,作者少,发表园地少,出版社少,书店少,作品少,印量少,评论少。一言以蔽之,就是“少”。

这“八少”无关文坛中人的学历高低。以“作者”来说,以前的作者(40后世代〔1940年代以后出生者〕)小学、中学毕业者多。在《学生周报》的年代,或我看《学生周报》的年代,作者多为50后的中学生, “文艺”版作者也多半是中学生,只有少数留学台湾或香港。



文章修养不关学历

倒是《学生周报》或《蕉风》编者如申青、方天、白垚、周唤、川谷等都是大学毕业生。但李苍、悄凌、梅淑贞一样编得出色。报馆编辑如《新明日报》的杨际光诗文俱佳,但朋辈口中的“马华第一健笔”张景云早年苦学自修,笔力遒劲,可见文章修养并不是非高学历不可臻。

那些年,大学生身分的作者了不起,杂志会请他们写稿,写“大学生手记”或者“奔驰在马大校园里”之类的专栏,如“我的朋友许友彬”。后来,念大学的作者渐渐多了。70后、80后、90后作者更多大学生。大学生作者的书有些畅销有些不,文章有些叫好有些不,但是文坛“八少”依然。

这样看来,“学历高是否有助于改善或克服‘马华文学的困境’”这问题的答案,就是“没有改善什么”。没有改善什么,不是说完全没有改善,而是太少、太慢,起不了什么作用。话说回来,能够引领风骚的大学生文青实在太少,像当年南洋大学现代语文学系毕业的梁明广与陈瑞献那样推动现代主义文学“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者毕竟有如凤毛麟角。

好的评论者更少

科班、学院不一定能培养创作者,但似乎也没训练出几个评论者。如前所述,1970年代以来,高学历的创作者颇有一些(留台的纵横诗社、星座诗社、神州诗社有些人回马了——从离乡到归返,不过他们返马后写得不多,然后慢慢的有人就封笔了——南大、马大、理大毕业生也出了不少作者),所以还算热闹。

相形之下,科班出身的好评论者就很少了。许多年来几乎除了张光达之外,还是张光达。幸好近10年来,我们还有庄华兴、林春美、黄琦旺这些值得信赖的评论者。而年轻的苏颖欣则是一个可以期待的新锐声音。

——“我们的10个普通名词”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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