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晚期起，蒸汽船、火车、电报、飞机等科技陆续面世，人们开始抱持著一个美好的想象：新科技的发明，将会消灭掉民族国家这个被认为过时的组织，从而经历全球一体化的过程，达到“距离的废除”和“疆界的消失”目的。这种乐观想法在不同时期不断地重复。尽管科技不断推陈出新，“边界”、“距离”仍然没有消失，否则就不会有一战和二战的爆发，造成生灵涂炭。1940年代，批判极权主义的小说《一九八四》作者，佐治欧威尔（George Orwell）就注意到这种乐观想法，他指出：

“最近读了一批相当肤浅的乐观‘进步’书籍。我很惊讶地发现人们自动地重复某些在1914年就已经相当流行的说法。其中两个最受欢迎的说法是‘距离的废除’和‘疆界的消失’。我记不清有多少次看到像是‘飞机和无线电克服了距离’以及‘世界所有的地方现在都相互依赖了’。”

不一定带来想象中的利益

以上这段敘述，转自大卫艾杰顿（David Edgerton）的《老科技的全球史》。艾杰顿指出，欧威尔所要批评的不仅仅是“历史失忆症”，而是更深刻的科技与世界史的关系，往往与我们乐观想的不一样，且复杂得多。换言之，创新的科技与世界之关系并不呈现简单的正向关系。比方说，历史上有很多创新科技其实并没有造成任何重大影响，而被埋没在历史尘埃中。同样的，即便创新的科技带来一定的效应，却不必然对“创新者”带来想象中的利益。

艾杰顿《老科技的全球史》之所以有趣、且醒脑，乃在于其采取了新颖的视角去看待“科技”。艾杰顿指出，“过去的科技地图是根据创新的时间轴所绘制”，而他则认为，“思考‘使用中的科技’则会引领我们重新思考对科技时间（technological time）的看法”。进一步地说，由于大部分科技的创新都聚集在先进国家，因此一部“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史”必然只局限在少数几个地方，但是，相反地，一部“使用为中心的科技史”——科技传播到世界各地后，人们使用科技的历史——却能够产生一部全球史。

“使用者”也可成“创造者”

诚然，艾杰顿书中所讨论的，不再是西方国家于何年何月、以何等方式发明了新科技。相反地，他所注重的是各不同科技在世界各地的“使用史”，这包括了汽车、纺织机、摩托车、脚踏车、马等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部分新科技是由先进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发明；但是，这并不表示其他国家的人们只有“使用”的分儿，没有“创造”的分儿。艾杰顿具体地指出，由于各种原因，科技在传播到不同地方后，当地人或出于保养考量、或为了生计考量，往往会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加以改装。而这被他称作为“克里奥科技”。

对创新投射太多错误想象

以脚踏人力车为例，自1880年代被发明以来，起初使用的人数不多，直至1929年在新加坡开始采用后，才慢慢地扩散到亚洲其他国家。这类交通工具在不同国家的设计有不同的差异，包括流行于印度、孟加拉、中国和澳门的“三轮车”（triciclo）、印尼的“贝卡车”（becak）、越南的“脚踏轮车”（cyclo）和我国的“三轮车”（trishaw）。

其他例子，如由速克达（scooter）改装而成的计程车（德士），作者指出：“这些‘自动人力车’（auto-rikshaws）从1950年代开始出现于印度，而相似的设计传播到亚洲各地（例如泰国的‘哒哒车’[tuk-tuk]以及孟加拉的‘宝贝计程车’[baby-taxi]）。”

从以上例子看，在“创新为中心的科技史”中，无法看到科技在被创造之后，其后续发展的历史与命运。这是“使用为中心的科技史”视角其中一个相当值得肯定的优点。

如前所述，《老科技的全球史》对于“创新”有着深刻的思考，其所倡议的，不仅仅是以“使用”视角替代“创新”视角。书中在很多部分，都对“创新”做出实证的分析，指出，人们往往对“创新”投射太多错误的美好想象。

对“创新”科技过度乐观

本文开头就提到，科技全球化论者会过度乐观认为“创新”的科技（如飞机、无线电）带来了全球化（距离的废除、疆界的消失），实际上却非如此。艾杰顿指出，“比起二十世纪初跟二十世纪末，20世纪中期是一个很不全球化的时代。当时出现了深刻的国族化。”而在这非常不全球化的时代，正好爆发了一战、二战与冷战。

实际上，有好些所谓带来全球化的科技，比如无线电和飞机，其起源与使用本身，就是彻底国族主义的——它们都是作为军事科技而被发明出来的。

着重于”创新“科技的另一个误区，是认为国家必须大量投资于创新科技，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带来经济发展，这类论者艾杰顿称之为科技国族主义者，这样的主张在世界各国都相当普遍。然而，投资科研等同于经济成长这一看似无可反驳的论点，却经不起实证的考验。艾杰顿在书中引述了大量的数据资料，证明了这一点。比如，意大利和英国，“意大利的研发支出要比英国少很多，结果却变得比英国还要富裕，这在科技国族主义的世界里是不可思议的。”

为何如此？答案很简单，因为国家对科技的使用一般来说很少完全依赖国内的创新，大部分都是透过技术转移或模仿的方式获得。书中举例，意大利、西班牙、日本、前苏联以及现在的中国，都曾是大规模仿制外国科技，这是它们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之一。

换句话说，创新对全球性的经济增长是有正向关系的，但这不表示它必然对特定国家带来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