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以色列人最想偷走的作家!

过去几年,本地文友间早已频频提及艾加凯磊(Etgar Keret)的大名,而大型书店也持续将他的书当作重点书推荐。

事实上,我买来凯磊的短篇小说集《忽然一阵敲门声》和《再让我说个故事好不好》之后,便一直闲置在书堆里;直到这本非虚构小说《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一开始看就停不下手,看完之后才终于可以厚着脸皮说:“我成了艾加凯磊的迷弟。”



2017年底当“以色列”再度跃入新闻头条,使我对这个国家也重新萌生兴趣。事实上,因为在非营利组织工作的关系,我有机会在档案资料中涉猎到一些中东国家的政治情况和社会困境,比如:巴勒斯坦、敘利亚和黎巴嫩,而“以巴冲突”是最常见的议题之一。只是,我们对以色列、巴勒斯坦、中东国家之间的恩怨纠葛与历史背景究竟懂得多少,恐怕只有皮毛而已。

因为想要透过文学了解以色列,马上脑海就浮现艾默思奥兹(Amos Oz)和艾加凯磊的名字。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被号称为“犹太人的伤痕文学”,这本自传体小说触及犹太群体的流离史;后来又想起《东方主义》作者爱德华萨依德(Edward Said)也经历了同样的离散惨痛经验,但短时间内要翻阅、啃食和消化这段庞杂而资讯量高的史地知识,对我来说负担还是有点过重。因此,艾加凯磊的《我绝非虚构的美好七年》(以下简称《七年》)相对来说,比较可口,也容易入口,作为认识以色列的入门书,这本散文集于我是再适合不过了。

起初,看到书介说此书内容是关于凯磊的独生儿子出世到他父亲罹癌过世其间7年之间的故事,便以为《七年》多半会是集中敘写家庭育儿和陪父亲抗病。显然我对艾加凯磊的认识贫乏至极。的确,本书是以年数分章,但育儿和父病,只是诸多材料间之一二。

像闯入旅客房间蜥蜴

首先,艾加凯磊对自己的犹太人身分很有自觉,他的父母亲皆是大屠杀的幸存者,但他对于政治的看法并未流于粗野的“选边站”;当政府高官不断对外树敌,对内长期诉诸威吓,凯磊倾向从人道关怀切入,他希望和平、渴望和平、厌倦国与国之间无意义地暴力袭击轰炸;而艾加凯磊也因为勇于发声,抗议政府的侵略行动,而遭受某些团体的恶意威胁和非议。他也写到自己以国际作家身分前往不同国家参与活动时,所感受到的陌异感,比如:当他写到自己身为以色列犹太人作家前往峇里岛参加文学节活动,在群众间他感觉自己像是一只闯入旅客房间的大蜥蜴。



或许是成为了一名父亲,有了儿子,艾加凯磊更在意儿子将来要生活在怎样的社会环境里;因此,他的的许多育儿经夹杂着对家国议题的思考。

其次,在诸多的篇章里,艾加凯磊不乏写到和家人相处的片段与细节,而多次以“所在地正遭遇武力轰炸”为背景或插曲。读到这些书写才发现,以色列不只与巴勒斯坦的关系恩恩怨怨分不清,与伊朗、敘利亚、黎巴嫩,甚或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也很僵。当国家的外交关系一塌糊涂,政府高官没有作为,作为平民百姓的,还能怎么呢?一是生活在不安、恐惧、威胁当中,二是个人的价值判断和内心情感充满了“矛盾”。然而,艾加凯磊出生在没有被历史包袱捆绑的家庭,他们一家人拥抱彼此差异,真心热爱彼此,因此艾加凯磊才能怀有“即时生活在苦悲之中,也要用幽默和美好的想像力去面对”的情怀。

父子关系篇幅重要

再来,父子关系在《七年》里还是占据了很重要的篇幅。陪着儿子列弗成长,各种大大小小的细节都化为素材;而面对自己老父亲的癌症复发,药石罔效,其深切悲伤也不遮掩,但艾加凯磊没有沉溺情绪当中,还是很节制、明快、精准地写出了那段过程。

整本书读下来,虽然说是散文集,但依然充满了小说感,几乎每个故事都有一记回马枪或令人意味深长的收尾,所有故事串连起来,又像是一本长篇小说,读者陪着凯磊家族一起走过7年的家庭之旅。

书在以色列书店频频失窃

艾加凯磊的作品已经翻译成超过40种语言,并在全球45个国家出版。他的书在以色列书店失窃率最高。

他访问过以色列现任总理内坦亚胡,并追问他对以巴和平有什么计划?他从总理得到的亲口答案是:“关于和平,我什么都不会做,因为没什么好做的。”

艾加凯磊和太太同时也参与电影和影集的拍摄工作,所执导的电影《蓝色果冻海·Jellyfish》获康城影展金摄影机奖、国际影评人周最佳编剧。

他得奖无奖,在2016年获得查理斯布朗夫曼(Charlie Bronfman)奖,这个奖表彰的是由犹太价值观启发的人道主义作品。

命名为“凯磊之家”

波兰建筑设计师雅库布史辰斯尼(Jackob Szczesny)为艾加凯磊在华沙的两栋建筑物之间盖了一间可容纳一人居住的窄房子,并命名为“凯磊之家”(Dom Kereta);这座房子如今用于接待前来华沙参加艺术交流活动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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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余

一种新文学观的认识/黑九

文|黑九

到中国留学后,我习得一种新文学观。

这种文学观,与先前的认知有很大差异。以往觉得文学是心灵上的自由与寄托,是一种挣脱社会枷锁,翱翔于广阔、诗意的远方,是一种无功利性的美感升华。

硕士期间,选择了一门专业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论”,犹记得第一堂课,李振声老师身穿白色恤衫,文质彬彬地讲解着邓恭三与周作人。他声量小,像一位亲切老人在讲述着一段来自远方的故事。

李老师讲课时有个习惯,反复地“整理”着自带的讲义,即使再整齐也依旧把一叠纸张的棱角,敲在桌上对齐,让人误以为他随时都要下课。这动作或许是在把每个逻辑平整划一,然后娓娓道出吧!

李老师的课,前一节很繁琐,洒满了众多人物的史料与思想概述,让人不禁瞌睡。但你若能坚持到最后,总会柳暗花明,在他“总结陈词”之际,必定让你为之一振。

文学观以文字为准

前面一切琐碎如同撒网,待所有知识节点落平后,他才不急不缓地把先前错综复杂的资料打捞、整顿、汇聚成一个个扎实饱满的哲理。其中有一堂课,李老师讲授章太炎与“泛文学”。这文学观竟不以文章形式释义,却以文字为准,完全颠覆了我对文学的想象。

章太炎回溯了“文”与“学”的本义,把文章、礼仪、学术、历史、科学、地理、文献、公牍、学说与表谱等,皆纳入文学的范畴。这意味着文学瞬间变成一个无所不包、生生不息的文明载体。这不仅扩大了文学疆界,亦让人在其中重获一种生命动能。文学不再属于形式主义的游戏,转而变成生命的自我完成,一种主体性建构的过程。

章太炎以“复古”与“修辞立其诚”两个思路,为“泛文学”奠定了明确路向。他选择重返先秦学术精神,并以文字训诂抽丝剥茧地重塑文学的轮廓。这显然是对日益虚伪、抽象的文辞进行驳斥,进而倡导修辞应表达自我生命的肌理。若如西方“纯文学”般,在文学身上设限、框架成一套纯粹的理论体系,便丧失了中国文学传统独有的圆融与宽容,逐渐退缩至美学范畴,失去了承担思想、哲学与道德的勇气。

“泛文学”让我明白文辞并不能脱离大地,沦落成附庸风雅与心灵慰藉的产物,它应有自己的活力,不但可以改变自己,更能改变世界,正如曹丕所言般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文学不再属于特定的文人群体,在其中孤芳自赏,也不应被视为一种文化点缀,娱乐高官显要,而失去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文学气势。

“泛文学”也让我明白中国文学的特质在于其德性,它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与技艺,更是一种生命圆满的践行与彰显。

“泛文学”观,让我得以踏实、有限眼光去审视无限万物;它似乎成了我心中的核心圆轴,先前所学过的知识与理念皆围绕其中,并借此栖居与步入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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