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刊

候机室的胖男人

即使昨晚太太已帮我网上报到,到了KLIA机场,挂行李的柜台还是挤满人。我想起太太交代,挂了行李马上通关入内。不久前比利时机场才发生恐袭爆炸事件,死伤惨重,人人自危。

第十号登机匣门的候机室,已坐了不少旅客,我找到位子刚坐下,一个皮肤白皙且肥胖男性洋人,紧跟着在我身边空位子泰山压顶般坐下,且在另一空位子上重重甩下随身肩包。肥胖男人看来50岁上下,顶上金髪已显得有点儿疏疏落落,他脸色红润,身躯圆滚滚,顶着个啤酒桶肚子,身着高级有领休闲T裇和短裤,脚踏一双夹趾拖鞋,怎么看都不像搭乘国际航班的旅客,倒像在浮罗交怡,或是其他海滨渡假胜地五星级酒店游泳池边,常可看到的富豪级西洋游客。



他在我身边坐下,手机便响起,他按下接听钮,声音低沉柔和,用英语说道:“ 甜心,我已在候机室,再过几分钟就要登机了,宝贝,你还好吗?甜心,你别又哭了,你已怀孕,要好好保重身体……”

我并非想窃听,然候机室偌大,男人却选择坐在我身边,他嗓门大,说话率性,旁若无人。我尝试专心滑自己手机,不去窥探别人的隐私,可我彻底失败了。

“甜心,我一定会回来的,一个礼拜,最多10天我就会回家来。别哭了,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吉姆士在悉尼已帮我把文件弄好了,珍妮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小约翰和安妮可以跟着她,我不会跟她抢。宝贝,请你相信我,签了字我马上回来。”

电话那端的女人是否停止了哭泣,我无从知晓,我低着头继续装着在滑手机。

胖男人专心聆听了片刻,屡屡点头,“嗯,好,我知道,我会按时吃药,我不会有事的。宝贝,我快要登机了,到了悉尼机场,我会马上挂电话给你,我也交代了那印尼女佣——她叫什么名字?说我回来之前她不准请假。宝贝,你得照顾好自己,我爱你,我得挂电话了。”



胖男人打开随身行李袋,取出一个看似一个星期份量的,粉红色半透明的塑胶药匣子,晃了一下,侧耳听听药匣里药丸碰撞的声音,我眼角扫瞄到他打开几个匣子的盖子,用手指搅拌里面各式各样、多种颜色的药丸,似乎在清点药丸的数量,却没拿出来服用。接触到匣子里的药丸,听到药丸相碰的声音,似乎给了他好好活下去的信心。他脸色愉悦,把药匣子关好,又在耳边轻轻晃了两下,才满足地把药匣子收入行李袋。

      胖男人的手机又响起,他瞄了一眼手机银幕,按下收听键,声音有点不耐烦,说话的声音已没有刚才的柔和:“什么事?”他听了片刻,用近乎怒吼的嗓门嚷道:“我早就警告过你们,不要听信阿尔法公司那王八经理的一派胡言,你们就是不听,好呀,现在出问题了……” 他这才想起自己在大庭广众,稍为压低嗓门,继续说道:“要怎么解决那问题,你该去请示张副理,我被调派到这鬼地方分行两年,我的约期已满,张仔他应该可以作主处理这些你们自找的问题,真的解决不了,等我回悉尼总公司再说。”他姆指一按,气呼呼挂了电话,口中念念有词,似乎还在咒骂职员的无能。

       候机室响起英语播报:“各位旅客,吉隆坡飞往悉尼的MH141班机即将登机,我们先请有需要帮忙的旅客,及头等舱贵宾……”胖男人步伐蹒跚走到登机匣门,出示机票,在两位马航服务员躬身哈腰招呼下,臃胖的身影消失在登机通道。

      我迫不及待按下太太的手机号码,告诉她“我出差完一定会马上回家来”,听到太太娇声责骂我“你在说什么神经话”,我才高兴且放心收起手机,等待经济舱登机的呼叫。

反应

 

商余

思索艺术:观众和为创作而害怕
——读《表演艺术》笔记

                                                   

【散文】



整个早上泡在“怡客”咖啡馆,啖食了一客火腿潜艇堡,开始边慢啜咖啡边细心阅读咖啡馆提供的2018年3月号《表演艺术》杂志 (Performing Arts Review, PAR)——这本杂志是我喜欢到怡客的诱因。我总觉得绘画、雕刻、包括歌、乐、舞、剧等表演艺术及文字创作皆相通,所用的技术及媒介虽大相径庭,各有千秋,然其表达人性及人生的功能异曲同工,如出一辙,皆因人类有著一种天生俱来无可抗拒的、强烈的欲望及需求,那就是表达人文的自我和群我。

     

我边看《表演艺术》边做笔记,先读到成立11年的台北“三十舞蹈剧场”团长吴碧容的一段话:“现在我们最缺的是观众。作品如果不被观众看到,价值怎么发挥呢?当大多数创作者高举艺术的辉煌,艺术家的崇高,我们把观众放那里呢?观众不是来朝圣的。……我们(创作者)一直跟观众说:看不懂没关系,但怎么可能没关系呢?”

     

舞蹈以肢体动作创作,就像其他媒介的艺术创作一般,需要有观众,有了观众、读者(即文字的观众),艺术创作才会有生命、有价值。艺术创作者在创立其独特风格之际,至少得开扇即使隐秘不宣的门窗或裂缝,让观众读者有迹可循进得去创作者的内心,去感受创作者的情感和思维,遂而产生感同身受的效应。内敛孤僻如卡夫卡,他的文字生前不付梓发行,他还嘱咐好友在自己身故后烧毁他所有的文字,友人不依,世人才有幸读到卡夫卡,卡夫卡也因为有了读者而永远存活在世人心里,给后世作家带来钜大影响。拥有观众与读者,让观众读者看得懂及感受得到作品所言,怎么会不重要呢?



     

美国故编舞人、舞者碧娜·鲍许 (Pina Bausch) 的舞团3月份曾在台北国家剧院演出经典代表作《康乃馨》,3月号的《表演艺术》有一碧娜·鲍许专题,文中提到碧娜曾说过:“我感兴趣的并非舞者如何动,而是为何而动,因为我在乎人为何而动,而不是如何动。”当被问及其创作背后的动力是什么,碧娜回答:“因为我害怕。”碧娜说得多好呀。编舞人及舞者得先问自己为何而舞,而不是一味在乎技术和演出。

     

艺术既然试图解读人生、人性,艺术工作者和写作人都是哲学家,会去质疑、去思考人生、人性种种的“为什么”:为何人世间有贪嗔痴、有不公不义,我们为何工作、恋爱、结婚生子,我们为何生、为何死……。也因为经常看不到答案,所以碧娜才会说她感到害怕,害怕迷失,害怕茫茫然过了一生,而她穷一生去思索去追寻“为何而舞”的答案时,她的足迹造就了她独一无二的舞风。

     

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曾说:“我思,故我在。”艺术家和作家在战战兢兢思寻“我为何创作”之际,却已印证他们的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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